当时陈垣和胡适讨论的信供还是信证，以及胡适与其他人提出的所谓教内史料、教外史料的问题，以及我们逐渐形成的用文集、史传、碑志来辅佐佛教内部一些材料的问题，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的径路。这个我觉得已经是第一点了。第二个，在20世纪20、30年代其实已经出现一批具有很好的语言学能力的人，包括像汤用彤、陈寅恪、周一良、季羡林他们都已经在当时历史、佛典翻译这样的一些领域里做得很好了。第三个方面我觉得特别容易提出来的是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者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注意所谓佛教史的语境，就是佛教史的背景尤其是政治史背景。在这点上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界绝不比国外的学者要差。甚至在我看来比国外的一些学者要好。但是这三方面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这个传统好像消失了，又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新传统，不去说意识形态的问题，在学科制度上佛教研究被归人哲学系，这本身是有一点问题的；在研究方法上过度借助于哲学分析和经济分析，这也是有一点问题的；在资料方面主要集中在汉文佛教文献里面也是有一点问题的。所以这些问题确实造成我们的方法越来越简单，我们的路径越来越狭窄、资料越来越单一。以至于现在我们佛教史研究的成果，别人并不太重视，也不愿意特别借助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有点令人焦虑的问题。我最近因为一些原因看了一些研究日本佛教史的书，日人研究经常要引用一个叫黑田俊雄的人的研究，我就好奇为何人人都绕不开这位先生的研究，不管是赞成他的还是不赞成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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