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到1932年期间姚名达写给胡适的八通信函，涵盖了姚名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后期以及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两个时期。这一阶段的姚名达，应该是处于事业的创业艰难时期。1927年初夏编辑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姚名达妻子黄心勉撰写了他的介绍文字，并在文末感慨道：“为学待人，无或不诚。然有时乃受诚之累。诚于待人，人或欺之。诚于为学，学岂必有所成？成岂必有所用？且吾夫拙于才辨，余甚虑其不足以应变理乱。抑天下事业，孰非仁人君子心力之所为。吾夫诚心所届，努力从之，倘终无所成耶？”这种多少有些怀才不遇的委屈，可看作姚名达上海商务印书馆时期的心态写照。截至1932年，姚名达除了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以及自著的《邵念鲁年谱》正式出版之外，并没有其他更引人注目的著作。而引领与指导他的导师梁启超也因病辞世，姚名达怅蹙失所，只有向在学术上有过启牖之功的胡适请求帮助。这八封信函，丰富了我们对还没有开创现代目录学基础时的姚名达的认识。同时，姚名达写给胡适的信函，在学术上和思想上，也厘清了不少疑惑：《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增订过程、姚名达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完整构想、姚名达创办《女子月刊》以及最终殉国的思想转变等等。
3.姚名达与张元济
在姚名达的学术生涯中，商务印书馆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机构团体。1942年巴怡南在回顾姚名达生平时，讲述了姚名达当年选择商务印书馆的原因：“其故里各中学争相求聘，皆却之日：‘余必得世界大图书馆入而学焉。’何炳松先生闻而贤之，聘君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兼特约撰述；君因得首阅商务新书，并与东方图书馆相近，颇为洽意。”这则轶事与姚名达1927年12月30日写给胡适信中所述的三点原因，虽不无详略之出入，但商务印书馆拥有的大量藏书，的确是吸引姚名达的所在之一。现存姚名达与张元济之间的两次通信往来，言谈间在在都与东方图书馆有关。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