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学为例，在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不得不上升到制度这个层面。制度在不断演变、完善，这种制度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如诺思所说，理解经济怎样运作，是写经济学史的必要条件。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去写经济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经济史只是历史资料罗列及分类的弊端。
诺思曾对新经济史学的分析框架作过解释。这一分析框架是对新古典理论的修正。它所保持的是稀缺性的基本假设和由此产生的竞争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它所修改的是理性的假设。它所引入的是时间维。②用修改过的新古典理论重新分析历史事实，这本身就是一场方法论革命。以往的经济史学一般是按时间顺序、以重大的经济史实为基础来描述经济史。由于缺乏理论分析“范式”（或工具），史学家们不可能对经济史的演变作深层次分析，更不可能建立经济史演变的一般分析框架。史学家们只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及其偏好“议论”一下经济史。而新经济史学家们则应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这就类似于经济学家们用经济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尤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重新构造了经济学的数据库，这就使他们对历史的分析包含了更多“经济性”原则.减少了个人主观判断，从而使经济史成为研究历史及制度发展规律的科学。
新经济史学家在更正和补充历史档案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对一些已被历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们“定性”的历史重大事件作了重新解释。如一般的历史教科书认为，美国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铁路的作用密不可分，那是不是等于说“如果美国在19世纪没有铁路，其国民收入就不会那么高，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那么快”呢？由此引起福格尔（Robert W.Fogel）进行研究的问题：“如果当时没有铁路，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对美国工业化的速度会产生什么影响？”福格尔经过考证发现，当时只要把美国的水路运输网稍加扩大，就能以同样的费用进入95%的农用土地；至于修筑铁路引起的工业需求，在1840-1860年期间，它从未超过美国铸铁生产的5%，这表明不能用铁路来解释该时期美国冶金工业的迅猛发展。福格尔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没有铁路，1890年的美国国民生总产值也不会比这一年的实际产值低3%以上。换言之，如果没有铁路，至多会使美国的经济增长推迟两年，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就成为他博士论文《铁路与经济增长：经济史随笔》的内容了。他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是由于多种因素促成的，而非其他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修建铁路的结果。与此同时，诺思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从1790年至1886年的经济增长》。在该书中他第一次将产权理论用来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从而使产权理论对美国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诺思在这本书中为1790-1886年的美国经济增长设计出一种可称为“三方鼎立”的经济模式，他认为在1815年刚刚起步的美国经济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北部”、“南部”和“西部”三个独立的经济部分组成的。19世纪初，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逐渐将这三部分联成一片，但各地仍保留各自的比较经济优势。北部为南部和西部提供服装和工业制品，南部为北部提供棉花，西部为北部和南部提供粮食和农产品、皮革。这样，三个地区的经济互相联系、互为支撑。诺思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资源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被认为第一次圆满地解释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且为从经济上解释日益加剧以至最终引发内战的地区矛盾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1966年，诺思在《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新经济史”这一名称，同福格尔1964年的著作一道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学派诞生的两个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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