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常存在人们心中的东西有三样：信念、希望和爱，而其中爱是最重要的！（日内瓦圣经，1560年）
我坚信，希望和恻隐之心是人类普遍拥有的两件珍宝，他们在驱动人类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移情作用的出现，源自理论、镜像神经元、记忆、预见未来的能力，神经解剖学的发展让我们了解恻隐之心带动的大脑反应。我们会感受到痛苦。这使得我们改进了对个体而言意义重大的各种行为，驱动了文化的发展。虽然恻隐之心并非人类特有的品质，但是人类的恻隐之心更加强大，我们敏感的天性和积攒的渊博知识，让我们拥有了进行社会合作的潜能。人类的移情指数和其他行为特性一样，每个人的等级各不相同，正如西蒙？巴伦-科恩所言，有些人的移情指数显然是0。他指出，在人类文明中，移情作用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可以测量的，移情指数呈钟形曲线，有的人完全不受移情作用的影响。他以孤独症和自闭症患者为例，用心智理论验证他的研究。他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依靠书中描绘的大脑环路进行分析。他甚至提出了移情基因的概念，他和同事们已经针对这一概念展开了研究。人类能够通过观看痛苦的面部表情体会到移情作用带来的感觉，由于产生了恐惧感，移情作用在类人动物进化的过程中的某些时间点得到了强化，感情移入和认同感也有所提升，其中也包括名为“爱”的情感。
眼泪是悲剧这种艺术形式的附属品，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经历悲剧事件时也会流泪，比如失去或悼念。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小规模族群的发展，人类产生了懂得去爱的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失落感。音乐可以将这些感觉融合，和风俗有关的艺术形式更容易让我们感动落泪，如果没有众多的社会偶然事件，悲剧带来的愉悦感和其中的内涵将无法得以展现。考虑到这些情绪神经生物学依据，我们做出的哭泣反应在很多时候都是值得的，艺术繁荣唤醒这种情绪，这种情绪也是祖先的经历发出的历史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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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格林，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迈克尔·特林布尔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对奥斯卡?王尔德提出的那个绝妙概念——“悲伤的意义和悲伤的美好”展开了讨论。这本书可以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大脑，而对大脑及其运作方式的认识曾为且会继续为为人类的审美做出重要贡献。书中满是独到的见解，几乎每一页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素材。这本书对神经美学的研究而言意义非凡。
——森伊尔·奇格，伦敦大学神经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