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思想家习惯把韩非与申不害相提并论，并把他们作为提倡严刑峻法的代表。其实，申、韩思想的共同特征不是重法，而是重术。所谓“术”，就是权术，亦即维护权力和使用权力的方法。本书打破传统格局，从爱臣、主道、有度、用人、观行等二十余个环节角度并结合当代环境对韩非子进行了全新注释。本书作者陈占国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师从冯友兰先生研读中国哲学史。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全文体例清晰调理，通俗易懂，让读者能够从新层次中体悟韩非子，理解重术之意。
韩非是战国后期韩国人，出身贵族，和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口吃，不善言而善著文，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他的文章传到秦国，秦王读后非常欣赏，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文章的作者叫韩非，是韩国的一位诸公子。秦王发兵急攻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被秦国扣留。秦王想重用他，但又对他不太信任。李斯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人，他的心向韩而不向秦，如果不用他，就找个借口把他杀了，不可放回去以留后患。秦王把韩非下了狱，后来又后悔了，想放他出来，可是韩非在狱中已经死了。中国历代思想家习惯把韩非与申不害相提并论，并把他们作为提倡严刑峻法的代表。其实，申、韩思想的共同特征不是重法，而是重术。所谓“术”，就是权术，亦即维护权力和使用权力的方法。韩非是后期法家。太史公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本传》）。所谓“黄老”，是指老子以及后来的黄老之学，因为《老子》一书中讲了一些历史经验和政治策略，司马迁便说它是“人君南面之术”。后来慎到等人又把老子的思想与法家思想相融合而形成了黄老之学。“本于黄老”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以老子及黄老思想为本。“刑”与“形”通用，指实际事物；“名”即事物的名称。刑名之学就是名实关系之学。“法术”即法律和权术。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以老子的思想为基础，广泛汲取法家各派的观点，形成了以术为主，法、术、势综合为用的思想体系。
和商鞅一样，韩非也主张治理国家要用法治，而不能用德治。他说：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众，人们不断受到禽兽虫蛇的侵害，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因此人民就爱戴他。人民因为吃生的食物总是生病，燧人氏教人民钻木取火，以化腥臊，人民就拥护他。中古时代，天下遭遇洪水，大禹父子开掘河道，治理水患，人民就爱戴他们。近古时代，桀、纣暴虐，汤、武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所以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时代变化了，而统治天下的方法不随之变化，那就行不通了。“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韩非把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自己的特征：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三种不同特征的形成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而是由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的。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近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同上）上古时期人民很少，自然界提供的财物已经足够消费了，人民用不着劳动就能过得很好，所以人与人之间不会相互争夺。当今的情况不同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们所能得到的财物越来越少了。并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展，第一代只有夫妇二人的家庭，到了第二代就成了七口之家，到了第三代就有了三十七人。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人们即使努力劳作，生活水平也会越来越低下，尽管对他们施以重赏重罚，也无法避免动乱的发生。
尧统治天下时，他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衣、食、住、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大禹治水时，“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同上）现在一个小小的县令，其生活水平就要比普通百姓高得多，子孙们也能得到他累世的荫庇。所以古代最高的统治者可以轻易地让出自己的地位，现在一个小小的县令也不肯失去自己的权利。这不是因为古人的道德水平高，现在人的道德水平低，而是由于他们的待遇不一样。遇到荒年，兄弟之间也不会相让；遇到丰年，对陌生人也会给予食物。这不是因为人们爱过客胜于爱兄弟，而是由于食物多少的原因造成的。所以说，古人能以财物施人，并不能说明他们仁爱；现在的人经常发生争夺，也不是因为他们卑鄙。圣人治理国家，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制定不同的政治措施，并不是哪个人有意要行仁政，哪个人有意要行暴政。政治的好坏不在于统治者的主观意愿，而在于是否能够“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韩非指出，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人与人之间相互争夺，再依靠仁义、智谋治理国家是不行的。他说：“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同上）例如，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修行明道以游海内，人们对他的仁义都很喜欢、都很赞赏，可是真正能够跟随他的却只有七十人。鲁哀公是个不仁不义的君主，境内的人民却不敢不服从他。再如，一个很顽劣的人，父母的护爱，乡人的帮助，老师的教育，都无法让他改变，等到官府派役吏搜捕坏人的时候，他就害怕了，不敢再胡作非为了。所以说，对急世之民，不能用仁义，而要用刑法。以仁义治国，就如同要求国君都像孔子那样高尚，要求人民都像孔子的弟子那样贤明，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在各国相互攻伐的时代，靠合纵不行，靠连横也不行，只有靠自身的强大才行。国家强大了，就能攻击别国；国家治理好了，就没有人敢来侵犯。如何才能使国家强大呢？韩非认为要靠法律和赏罚。他说：“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同上）在韩非看来，只有像秦国那样实行严刑峻法，鼓励耕战，国家才会强大起来，立于不败之地。韩非认为，实行法治必须遵循几个重要原则：一是任数不任人。“数”即法律，“人”即人的声誉、才能、智慧。“任数不任人”即依靠法律而不依靠个人的能力。他说：“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过，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数之国，去言而任法。”（《制分》）治理国家必须依法行事，不能在法律之外与别人另有约定，也不能“以善言售法”。
在法律之外另行与人有约，一些人就会投机取巧，谋取私利，因为有些约定看起来好像有利于国家，实际上则是于国家有害的。有了法律就一定要按照法律行事，而不要听一些人的花言巧语，有些言论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行不通。
韩非把那些能言善辩的人叫做“虚士”，把那些为个人谋私利的事叫做“奸功”。 如果在一个国家之中，“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那么破坏法律的人和事就会相继出现，法律就会失去作用。所以说，有法而不能推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的结果是人不当务，务不当事。让那些不懂法律也不拥护法律的人去实行法律，再好的法律也会被他们搞乱。因此韩非主张，“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南面》）二是赏厚而信，罚重而必。韩非指出，赏罚是推行法律的有效手段，要想使人民遵守法律，就一定要对那些有功的人予以重赏，对那些有过的人加以重罚。韩非说：“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五蠹》）赏一定要厚，一定要使有功的人得到较大的利益；罚一定要重，一定要使犯罪的人感到畏惧，而且要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样才能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激励或禁止的作用。韩非主张对犯罪的人要重罚，只有重罚才能使人不敢以身试法，最终达到以刑去刑、保护人民的目的。
三是赏罚与誉毁统一。韩非认为，赏罚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奖励和惩罚，还包括精神上的非毁和赞誉。他说：“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然则民无荣于赏之内。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八经》）赞誉不仅是一种奖赏，而且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比物质奖励更大的奖赏；非毁不仅是一种惩罚，而且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比形体惩罚更大的惩罚。
因此，这些人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名声会置赏罚于不顾，这样一来，赏罚就会失去应有的作用。要想使赏罚真正起作用，就必须做到赏罚与毁誉相统一：让那些因功受赏的人同时受到赞誉，让那些因过受罚的人同时受到非毁。
韩非指出，在一些国家中，法律不能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赏罚与毁誉不统一。他说：“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谬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五蠹》）
法律是为了奖励耕战的，可是有战功的人得到的官职却很小，努力耕作的人家里却很穷，而那些不肯为国家做事的人却被誉为清高，那些胡作非为的人却被称作勇敢。更有甚者，“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取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同上）儒者以文乱法，君主却给他们很高的礼遇；侠士以武犯禁，统治者却把他们奉为上宾。官吏依法办事，君主却法外取人，上下禁取相互抵牾，法律得不到贯彻执行，再有能力的人也无法治理好国家。
四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韩非认为，要保证法律能够顺利地推行，就要禁止一切与法律相违背的言行。这些人包括学者（儒者）、带剑者（游侠）、言谈者（政客）、患役者、工商业者。韩非把这五种人叫做“五蠹”。在这五种人中，又以儒和侠危害最大。“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如果任随这些人肆意活动，法律就会受到危害。韩非主张要禁止这些人的活动，要在国内实行思想专制。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意思是说，国内不允许办私学，不允许传播华而不实的所谓“学术”，禁止各种与法律相违背的言论和学说在国内流行。要让人们以官吏为师，以法为教，亦即只能向官吏学习法律。
前 言
第 一 章 爱 臣
第 二 章 主 道
第 三 章 有 度
第 四 章 二 柄
第 五 章 扬 权
第 六 章 八 奸
第 七 章 十 过
第 八 章 奸劫弑臣
第 九 章 亡 征
第 十 章 三 守
第十一章 备 内
第十二章 南 面
第十三章 饰 邪
第十四章 解 老
第十五章 喻 老
第十六章 说林上
第十七章 说林下
第十八章 观 行
第十九章 安 危
第二十章 守 道
第二十一章 用 人
第二十二章 功 名
第二十三章 大 体
第二十四章 内储说上—七术
第二十五章 内储说下—六微
第二十六章 外储说左上
第二十七章 外储说左下
第二十八章 外储说右上
第二十九章 外储说右下
第三十章 难 一
第三十一章 难 二
第三十二章 难 三
第三十三章 难 四
第三十四章 难 势
第三十五章 问 辩
第三十六章 定 法
第三十七章 说 疑
第三十八章 诡 使
第三十九章 六 反
第四十章 八 说
第四十一章 八 经
第四十二章 五 蠹
第四十三章 显 学
第四十四章 忠 孝
第四十五章 人 主
第四十六章 心 度
第四十七章 制 分
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