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一位爱好并精通摇滚音乐的哲学教授。曾主编《滚石摇滚乐插图史》（The Rolling Ston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ock and Roll），出版《垃圾箱里的鲜花：摇滚乐的兴起，1947—1977》（Flowers in the Dustbin: The Rise of Rock & Roll,1947-1977）一书，并为《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撰写音乐评论文章。他将艺术的激情融入哲学的理性思辨，撰写了诸多视角独特的著作，如《福柯的激情》（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民主在大街上：从休伦港到芝加哥之围》（Democracy is in the Streets: From Port Huron to the Siege of Chicago）、《卢梭：民主的梦想家》（Rousseau: Dreamer of Democracy）等。他毕业于美国最享盛誉的文理学院之一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并在有“犹太哈佛”之美誉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获得思想史博士学位，现在是新学院（The New School）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和政治学教授。

　　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自我，即使被景仰为理性与智慧化身的哲学家也无法幸免。这本书便讲述了12位力图在生活中践行他们的道德信念的思想家所遭遇到的内心冲突。
　　柏拉图从苏格拉底之死得到教训：“除非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不会有好日子过”。因此，他努力要将锡拉丘兹的新国王小狄奥尼修斯培养成一位“哲人王”，实现哲学与权力的真正结盟，但他彻底失败了。
　　塞涅卡在他的著作中赞美贫穷，自己却积攒了大量财富；他倡导一种沉思的生活，却担任暴君尼禄最有力的顾问多年。他坦承，尽管他赞美美德，并能够描述出智者应当过的生活方式，但他本人并非一个能将语言和生活协调一致的人。
　　蒙田选择通过写作而非斯多亚派的苦行或基督教禁欲主义来塑造自己，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有何神圣的来源，也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使他成为更好的人。
　　卢梭被嘲笑是“踩着高跷的道德侏儒”。尽管他声称人类天生具有同情感，自己在良心上却表现得冷漠无情。他在《忏悔录》中坦承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其中最严重的是把他自己的所有孩子都丢给了孤儿院。
　　作为自我克制的典范，康德从未结过婚，几乎不去旅行，也很少离开他出生的城市柯尼斯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德让自己的心灵自由徜徉，并通过严格的道德义务感和知性真诚感来约束自己的想象力。
　　哲学家们力图过一种经过审视的人生，而本书通过审视这些哲学家的信念与生活，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幅图景：哲学家们所探索的自我充满矛盾，他们因为未能竭尽全力过一种彻底统一或大彻大悟的生活而深感罪恶，看起来是那样不幸、虚无，太过人性。
　　这本书让我们在了解这些思想家的哲学观点的同时，看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真实的一面，并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哲学与生活什么关系？认识自己是否可能？追求智慧对我们有何益处？

　　哲学家一度是一些令人惊异的人。他们有时是被嘲笑的对象和人们的笑柄，但更多时候则是鼓舞人心的源泉，通过言传身教提供智慧的典范、行为的模式，并为那些看重他们的人提供效仿的典范。长期以来，关于伟大哲学家的故事在西方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对于西塞罗（Cicero）、塞涅卡（Seneca）、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等罗马作家来说，衡量精神进步的一个方法就是将自身行为与完美道德的典范苏格拉底相比较。一千六百多年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公元1806—1873）同样在年纪很小时就学习古希腊文，以便能够阅读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世纪）的《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以及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希腊人，伊壁鸠鲁（Epicurus）的追随者，据传生活于公元3世纪]著述的《名哲言行录》（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穆勒被迫生吞硬记这些著作时的年纪小得有些不可思议，但除此以外，他的阅读书目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直到最近，能够阅读希腊和罗马经典著作的人们还不仅从色诺芬和柏拉图（Plato），也从塞涅卡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道德文章中汲取营养，其中关于哲学之益处和慰藉的启迪故事可谓连篇累牍。一个有教养的人可能对苏格拉底有所了解，还知道“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Stoic）、“怀疑论”的一些内容。大卫·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1776）仍对这些哲学派别很感兴趣，在《道德与政治论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中写到了所有这些派别。
　　和第欧根尼·拉尔修一样，对休谟而言，各种哲学派别不仅体现在其学说中，也体现于生活方式中。拉尔修叙述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芝诺（Zeno，一般被视为第一位斯多亚主义者）以及皮浪（Pyrrho，创立了古代怀疑论的一个分支）等人的生平时，详细地展现了这种行为模式。同样作为现代人，不止是休谟和穆勒，马克思和尼采也都研习过《名哲言行录》。事实上，马克思和尼采二十多岁时都曾详细研究过该部著作，并据此撰写过学术文章。
　　相比之下，今天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者，甚至职业哲学家都对第欧根尼·拉尔修及其描述的众多古代哲学家一无所知。在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学校中，经典课程基本已被取消。现代教科书很少关注哲学家的生活，而强调这一当代理念：最好将哲学理解为一门纯粹的技术学科，关注的是语义学和逻辑学中的专业问题。
　　典型的现代哲学家——比如说，著有《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的康德（Immanuel Kant），著有《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很大程度上被认同为其著作。人们普遍假定，“哲学”是指“研究世界最为普遍和抽象的特征以及我们思考时采用的范畴，如心灵、物质、理性、证据、真理，等等”（引自新近的《牛津哲学词典》中关于哲学的定义）。此外，在康德和罗尔斯所任职的现代大学中，有抱负的哲学研究者常被教导说，评价命题的真理性时，应独立于对持此命题的人的一切了解。正如哲学家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所说，“哲学理论宣称的是超越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真理。在哲学学科内部，思想家个人生活的细节与对其观点的理解或评价毫不相干。”
　　这种不考虑个人的原则是现代职业哲学家的典型偏见。对于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Augustine）的大多数希腊和罗马思想家而言，理论就是一种哲学化的生活模式。对苏格拉底以及无数追随他的经典哲学家来说，要点不在于证实一组特定的命题（即便学校会教学生界定术语和分析论据），而是探索“人的本质，自我的性质”，如果你孜孜于追求智慧，就能够阐述清楚它们是什么。对希腊和罗马哲学家而言，“哲学对话……源于对生活和存在方式的选择，而非相反。”
　　或者，正如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所说，“如果我没有在正式的叙述中揭示我的观点，我会通过我的行为揭示它。难道你不认为行动是比语言更可靠的证据吗？”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普遍假定哲学家会践行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生活形式。因此，评价一种哲学价值时常常会引用其生平细节。比如，人们普遍认为，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尊严有力地支持了他关于生活方式的观点。
　　但苏格拉底果真有尊严地面对死亡了吗？我们怎么能确信自己了解了苏格拉底的实际表现呢？面对这些问题，现代哲学家本就对诉诸个人论据表示不信任，如今这种不信任更因为对这类哲学家故事的怀疑而进一步增强。
　　让我们来考察现存规模最大的哲学传记汇编：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文集。著作从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24—前546）开始。第欧根尼·拉尔修以一贯漫不经心的模糊措辞写道：“‘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应归于他，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在《哲学家世系》（Successions of Philosophers）中将之归于费莫奴（Phemonoe），但承认又被契罗（Chilon）盗用了。”拉尔修把泰勒斯说成是最心不在焉的教师：“据说有一次，他被一名老妇人带出门外观察星星，掉进了沟里，他的求救招来了老妇人的诘难，‘泰勒斯，你都看不到脚下发生的事，又怎么能指望知道关于天空的一切呢？’”
　　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一直让现代学者很恼火，它明显不加鉴别地广泛汇集了各种材料。尽管这部编著的格言、诗歌摘录以及理论文章摘要的质量良莠不齐，但仍是我们对泰勒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540—前480）、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等古希腊哲学家学说为数不多的了解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第欧根尼记载的趣闻逸事也常常不被重视，部分因为他从不费心评估材料的质量，部分因为他的传记矛盾百出，部分因为有些故事根本难以置信。
　　第欧根尼·拉尔修保存下来的故事居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模糊地带。从一开始，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中，哲学家的生活就变成了一种神话，被视为诗歌的一种，在典范化的叙事中作为一种固化的记忆进入了集体的想象（关于深思熟虑的生活方式在实际中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形成了固化的记忆）。加入某个哲学派别在古代常常意味着要努力追随先贤的步伐，这些先贤在一系列神化了的故事中备受尊崇。基督徒“模仿基督”以前很久，苏格拉底学派就致力于模仿苏格拉底，犬儒学派努力生活得像第一位犬儒学派成员第欧根尼（Diogenes）那样简朴，伊壁鸠鲁主义者则试图效仿为该学派赋予了名称的大师伊壁鸠鲁的生活。
　　因此，关于精神英雄的神话的叙述在古代哲学学派中起着塑造性的作用。对这类叙述的需求促使人们精心编造一种富有启迪的理想叙事。在《申辩篇》（Apology）、《克里托篇》（Crito）、《斐多篇》（Phaedo）等戏剧化的描述中，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面临死亡的描述意在激发想象，增强学习者走上通往智慧这条不确定道路的决心。正如古典学者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所说，柏拉图和他的同伴“是在传记中进行试验。这种试验是为了捕捉个人生活的潜在性而非现实性。（苏格拉底）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叙述其人生的故去者，而是通往迄今未知的领域的向导”。
　　追随柏拉图的步伐，包括塞涅卡和普鲁塔克在内的许多希腊哲学家同样也认为，应当通过写作描绘出训导者的迷人形象，传达他们的训诫。因此有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以及塞涅卡在《道德书简》（Moral Letters）中对自己的叙述。在这类描述中区分何为真实、何为虚构，就好像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改编成两支长笛的合奏一样（借用尼采的一个比喻）。
　　但如果说对自我智慧的追求始于英雄逸事，它很快就会演变为对抽象本质的寻求。对于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的众多哲学家来说，个人的真正自我是非物质的、不朽的、不变的。但事实还不止于此，因为对自我的探索最终会遭遇并不得不承认那无比复杂的内心体验。首先是奥古斯丁（公元354—430），随后更引人注目的是蒙田（Montaigne，公元1532—1592），他们描绘出了一幅新图景：人类是不断变化的生物，是一种纯粹潜在的存在，并不必然通往曾被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
　　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从古到今的转变既不突然，也不意外。在蒙田一代人之后，笛卡尔（Descartes，公元1596—1650）尚能撰写一部有些自我神化色彩的自传，不到两百年后，卢梭（Rousseau，公元1712—1778）就在自传中以令人极为不快的细节表现出不知羞耻却又真实可靠的诚实。因此，毫不奇怪，许多现代哲学家尽管仍受到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古老理念的激励，但多数人像康德那样，在客观的推理和教学中寻求庇护。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这种学术化哲学的冷漠众所周知。他在1874年写道：“我个人更喜欢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唯一可能的哲学批判，也是唯一能有所证明的哲学批判，就是试试看能否遵照它去生活，但大学中从来不教这一点，他们教导的只是用一些语词来批判另一些语词。”
　　一个世纪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公元1926—1984）表达了类似观点。1984年冬，福柯于离世前几个月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一系列讲座中讲授了古典时代的“parrhesia”（说真话）话题。和一个世纪前的尼采一样，福柯通过思考前人的可能生活来探索自己接近真理的独特道路。他考察了苏格拉底的生活，并利用第欧根尼·拉尔修搜集到的证据，考察了古怪得多的锡诺普（Sinope）的第欧根尼（约公元前320）的生活，后者是典型的犬儒主义者，在浴盆中生活，大白天手持一盏点燃的灯笼，告诉询问的人说“我在寻找一个人”。
　　当然，福柯知道，关于第欧根尼这类哲学家的传说已经不再被当真。但他和尼采一样，谴责现代人对他所说的哲学生活“问题”的“疏忽”。他认为，这一问题遭到忽视有两个原因：第一，宗教机构，特别是基督教隐修院制度吸收或“收缴”（用他的话说）了“践行真正的生活这一主题”；第二，“因为如今关系到真理的东西只有表现为科学知识的形式才被认为是有效的、明确的。”
　　顺带指出，福柯认为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将会获得丰硕的成果。他说，“在我看来，撰写一部始于哲学生活问题的历史将会很有趣，该问题……可以被视为一种选择，它既体现在生平事件和决定中，也体现于（思想）体系内部对同一问题如何（阐述），以及该体系赋予哲学生活问题以何种地位上。”
　　哲学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研究世界最一般的特征以及我们思考时使用的范畴，福柯并非20世纪唯一一个如此认为的人。例如，正如对不真诚信仰的恐惧激发了萨特（Sartre）的《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一样，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概念贯穿了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萨特在其著作结尾处走得更远，他设想创建一种完整的生平和历史叙述，它将表明个人生活中所有看似杂乱无章的细节是如何聚在一起并构成一种“整体性”（totality，独有而统一的人格）的。
　　作为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和六十年代的活动家，我渴望理解并说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潮流是如何融入生活经验的，从而表明政治的是如何成为个人的，反之亦然。我对这些主题的兴趣无疑与我成长于新教团体的宗教背景中有关，该团体以宣示了关于人最深刻的信仰及内在信念的真理为荣。或许因为这样，“本真性”对我而言意味着持续不断地审视自己的核心责任，使我不可避免要承担特定的行为：“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我后来在叙述六十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时，把重点部分地放在一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是如何致力于通过政治活动来实现个人的统一性的。描写米歇尔·福柯时，我也对他“成为个人所是”的尼采式追求进行了一种传记性的历史叙述。
　　然而，正如福柯本人提醒我们的，哲学生活这一主题尽管历史悠久，但自从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以来，受到了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实践成就的挑战，也受到大量强调自省的宗教和精神传统（如新教）的竞争说法的挑战。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关于哲学生活的问题：既然应用科学有着显而易见的实用力量，信仰团体在为生活赋予意义方面也有同样明显的力量，要回答“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等大问题，我们为什么还要特地去阐述“自己的思考”呢？
　　下面选出的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这十二位哲学家的传略，旨在如福柯所说，通过撰写一部“始于哲学生活问题的历史”来探讨这些问题。我不打算详述某位哲学家的一生，而是简要叙述多位哲学家的生活，并以他们的逸闻趣事加以充实。书中简要概括了不同哲学家的理论，尽管其细微差异和复杂性至今还常常困扰着哲学家们。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古代传记一样，我进行了严格的遴选，以便能概括人物的要点。融贯全书的目标是描绘人生历程，而非总结教条和道德准则。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我认可现代的证据标准，事实对我而言很重要。但特别是对于那些古代哲学家而言，我也必须承认关于他们的神话，因为这些传说长期以来构成了西方哲学传统的一部分。许多古代哲学家的生活难以置信，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事实：它有助于解释精神上的佼佼者是如何能产生经久不衰的魅力的（有时是憎恨），他们的功绩（就像早期基督教圣徒的功绩一样）常常超越了人类可能经验的苍白无力。
　　这部历史始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正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首先使哲学一词流传开来。苏格拉底去世后一个世纪，首次出现了大量身份明确的“哲学家”，纪念他们的半身像和全身像也在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语各地竖立起来。但古代学者们在事后回顾时将哲学家一词延展到了更早的希腊先贤那里。
　　有人说第一位哲学家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0—前500），根据苏格拉底学派，这是因为他认为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是明智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中走得更远，将哲学家一词用于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公元前500—前429）等众多前苏格拉底的理论家。基于苏格拉底学派的理由，这是因为这些思想家对万物背后的基本原理惊叹不已，“为了逃离无知而从事哲学探究”。
　　如何撰写哲学生活问题的历史，关键取决于人们为这个有时被忽视了的传统赋予了何种目标。对本书而言，我挑选的是那些追随苏格拉底步伐的人，他们冀望实现苏格拉底宣称的目标：“过一名哲学家的生活，审视自我与他人。”
　　对苏格拉底以及其他许多（尽管不是全部）致力于效仿苏格拉底的人而言，这一目标某种意义上就是努力去回答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条诫令是苏格拉底毕生事业的关键动机。）
　　当然，德尔菲神庙箴言的确切含义及其要求的内容并非不言自明，正如我们从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中得知，苏格拉底吐露说，“我仍不能认识我自己，而在我了解自己之前，试图考察其他事物对我来说是荒谬可笑的。”
　　此外，即使在古代，自我审视也只是哲学故事的线索之一。从一开始，哲学生活问题就涉及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与“宗教”间的复杂关系。柏拉图是这样，奥古斯丁也是这样：对柏拉图来说，这两者表现为数理逻辑与神启之间的关系；对奥古斯丁而言，则表现为对智慧的无尽追求与对为数不多固定教条的宣扬之间的关系。
　　……

前言 / 1
苏格拉底 / 1
柏拉图在《对话录》中表现了一个严于律己的苏格拉底，这一形象激励了无数读者，鼓励他们志存高远，通过模仿苏格拉底，竭力将哲学体现为最好的生活方式，为了自己的信念牺牲生命也心甘情愿。人们真能过上与这位理想化的人物相一致的生活吗？柏拉图描绘的苏格拉底形象是不是太好了，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
柏拉图 / 25
柏拉图年轻时对政治抱有极大的热情，但在亲眼见证了民主的陪审团判决他的哲学英雄苏格拉底死刑之后，认为除非“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不会有好日子过”。因此，他努力要将锡拉丘兹的新国王小狄奥尼修斯培养成一位“哲人王”，实现哲学与权力的真正结盟，但他彻底失败了。这似乎说明哲学家对人性缺少判断。
第欧根尼 / 53
作为苏格拉底最早的追随者之一，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是最富有争议、当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据说他大白天手持一盏点燃的灯笼在大街上游荡，“寻找一个人”。因为离奇的行为、苦修的成就以及对自由的勇敢实践，他在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声名远扬。无论在言语上还是行动上，他都将哲学家的生活发挥到了极致。
亚里士多德 / 67
亚里士多德含蓄地体现了理性的统一。与第欧根尼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重要的公共成就不是他的生活方式，而是在公开演讲和著作中描述出了一个可见的世界，展现了它令人敬畏的理性统一，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经验现实的系统客观的方式。
塞涅卡 / 91
塞涅卡在他的著作中赞美贫穷，自己却积攒了大量财富；他倡导一种沉思的生活，却担任暴君尼禄最有力的顾问多年。塞涅卡承认，尽管他赞美美德，并能够描述出智者应当过的生活方式，但和苏格拉底不同，他本人并非一个能将语言和生活协调一致的人。
奥古斯丁 / 117
奥古斯丁在《再思录》说：“对人的本质而言，没有什么比心灵和理性更好。然而，如果想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应与心灵和理性一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是与人保持一致，而一个人如果想要获得幸福，应当与神保持一致。”奥古斯丁否认得太过激烈，似乎他努力想要制服自我，使自我之中的某个部分缄口不言。
蒙田 / 143
蒙田选择通过写作而非斯多亚派的苦行或基督教禁欲主义来塑造自己。他声称：“我不像苏格拉底那样，通过理性的力量纠正我的天性。”“我是如何来到这世上的，我也如何依此而行事。”虽然他通过写作想要了解的是“他自己”，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有何神圣的来源，也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使他成为更好的人。
笛卡尔 / 169
笛卡尔不是要解释任何一个现象本身，而决心解释所有自然现象，也就是说全部物理学；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呈现其所有思考的方法。同时，他开始思考如何证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他说“我发现了证明形而上学真理的方法，后者比几何真理更显而易见”——几乎与他野心勃勃地想要解释所有自然现象一样令人瞠目结舌。
卢梭 / 195
卢梭承认自己性格复杂甚至自相矛盾。一位昔日友人嘲笑他是“踩着高跷的道德侏儒”。尽管他声称人类天生具有同情感，自己在良心上却表现得冷漠无情。他在临终前几年花了很多时间冷眼观察自己，袒露自己行为与著作之间的矛盾。他在《忏悔录》中坦承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其中最严重的是把他自己的所有孩子都丢给了孤儿院。
康德 / 223
作为自我克制的典范，康德从未结过婚，几乎不去旅行，也很少离开他出生的城市柯尼斯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德让自己的心灵自由徜徉，并通过严格的道德义务感和知性真诚感来约束自己的想象力。康德认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哲学”的古典理想，但他本人选择了一种系统探究的成熟生活方式。
爱默生 / 249
爱默生以惊人的开放态度进行反思性的写作，恢复了一种古老的哲学生活方式，不仅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评，也进行自我改造。读者在这些文字中，能够观察到作者重塑他自身——这真是非同寻常的景观，在以往哲学家的生活中是绝无仅有的。以他为代表，哲学第一次作为一种人人平等的“自我修养”，走近了民主社会中的所有成员。
尼采 / 275
尼采说：“鉴于我的内心状态极其多样，因此，我能够表现多种多样的风格——具有任何人曾经具备的多方面的风格技巧。”在他的十四部著作中，写作方式多种多样——夸张、讽刺、幽默、辩论、散文、诗歌、小说、充满矛盾的零碎警句。一位德国讽刺作家曾调侃说：“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会给你引上一句尼采的话。”
结语 / 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