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上层奉教士大夫的护教，南京教案虽然让王丰肃、谢务禄等传教士一度被迫中断传教事务，但很快得以恢复。王丰肃改名为高一志，并赴山西开教。在奉教士大夫韩霖、段衮等人的支持下，高一志在山西的传教事业一度达到鼎盛。而得益于杨廷筠以及徐光启的护教，传教士在杭州、上海等处的传教事业在南京教案之后亦很快得以恢复。而且，由于传教士受南京教案的影响不得不离开城市而前往乡村开教，因此传教地区更得以扩展与深入。此一时期，杭州的教务发展为后来天主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杭州任教谕的张赓受洗入教，以及艾儒略在杭州邂逅叶向高等事件，为以后福建天主教的发展以及反教运动均埋下伏笔。
上述所谓的中上层奉教士大夫以及中下层奉教人士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其力量在教案中得以初步显现。总结来说，信徒群体力量在教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官方的护教行动。徐光启等奉教士大夫利用自身便利向朝廷上疏为天主教辩护，此种护教行为最为有效。其次是奉教士大夫利用人际网络优势，托请南京以及北京官府中相识官员为天主教说情，并让传教士到自己家里避难。再次是中下层教友也利用自己的优势为教案中被捕的传教士奔走呼号。可以看出，他们虽然目的都一样，但方法迥异，原因在于各自所处的社会网络并不相同。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上层奉教士大夫可以为传教士提供庇护，并为天主教辩护，但对于教案中被捕的那些中下层教友似乎并无多少援助。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这两个阶层之间的接触并不多②。
因此，传教士在中国教会中的作用异常重要，教案中的营救活动也主要针对传教士而言。同时那些处于中下阶层的教友，不仅是因为信仰上的缘故加入教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教会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谋生的职业或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比如在教会中捧茶、执爨等等。而职业传道人实际上就是以传教作为自己的职业，他们的收入来源全依赖于教会，其实就是依赖于传教士。那些处于中上层的奉教士大夫之所以积极护教，除却信仰上的原因外，更在于天主教已经成为新群体的核心。而此群体之维系与巩固全赖传教士之推动与主持。该群体之重要性在于为奉教士大夫提供了另一套社会生活方式以及身份维持方式，是不同于而又可以代替儒家的佛道之外的另一套方案①。
而上述原因可以解释为明末天主教群体形成的主要动力，换言之，教会已经成为能有效提供资源的场所。而这些资源将不同阶层的奉教者凝聚成强大的奉教群体。该群体既能在教案等事件中为教会提供支持与保护，又能在教案之外为了继续维持自身的发展而不断推动教会事业的发展。可以说，虽然传教士在明末天主教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处于核心地位，但由这些奉教者所组成的群体的作用却更加重要。很多教友在受洗之前往往与奉教者处于某种社会联系或关系之中，诸如同年、同门、同族、同庚、同籍等。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后来受洗人教的士大夫如王徵、韩霖、孙元化等与徐光启即有师生关系；杭州著名信徒张星曜，其父亲张傅岩与杨廷筠亦有师生关系②；其叔张蔚然与热心“西学”的熊明遇交善③。而且，奉教群体还往往利用自身的人际网络笼络其他士大夫，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与吸引更多的士大夫加入教会，即加入该群体，从而增加该群体之规模与力量。如阁老叶向高与杨廷筠友善，在福建支持艾儒略传教，叶氏家族后来亦成为教会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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