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前后变化明显。
法律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其所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从初唐至“安史之乱”的一百余年，为唐朝历史中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段时间无论从立法数量、法律内容来讲，皆为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之兴盛时期。但自从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社会开始走向衰败，由此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在内容上也发生了部分变化。唐朝政府基本不再修订律、令、格、式，其立法活动主要为编撰“格后敕”，计有7次编撰，“格后敕”数量庞大，最少皆为30余卷。与此相适应，在对外贸易立法方面，“安史之乱”后亦以“格后敕”居多。据《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载，唐宣宗大中年间，刑部侍郎刘缘等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共60卷，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起，至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总计224年，杂敕646门，2165条，其中有部分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的内容。
“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政府中央权力的式微与地方藩镇权力的增强，中央政府事实上对丝绸之路贸易的管理力度开始下降，对丝绸之路贸易管理的制度性与规范性亦在减弱。当时政府对财政收入的需求十分紧迫，在对外贸易立法方面表现为急功近利，在处罚方法上与唐朝前期相比更为严厉。为了扭转日渐吃紧的财政危机，唐朝统治者正式立法征收商税。面对当时物重钱轻的社会现实，为制止大量存在的以钱铸铜器，统治者分别于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十二月、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正月、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六月，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二月、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五月，诏敕禁止用钱铸器，并且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从前到后，处罚之严厉性不断加重。同样为了加强对铜钱的流通管制，宪宗先后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六月、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四月，文宗于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十一月发布敕令，严格限制民间储钱，处罚严厉，甚至规定“‘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酒茶专卖制度亦为“安史之乱”后唐朝推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唐朝国力下降，战乱频繁，丝绸之路不畅，不仅外蕃对唐朝的朝贡次数明显减少，而且唐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官方互市亦大为减少，所以部分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难以发挥作用，成为具文。唐朝后期社会并不稳定，所以对外贸易法律责任的加重在一定程度上是“乱世用重典”思想的反映。
其五，体现和维护唐朝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历来由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制定，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者最基本的社会统治工具。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法律先进。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作为唐朝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像刑法和民法，可以直接维护社会的基本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但其通过对丝绸之路贸易主体、贸易商品、市场与贸易行为的管理，首先有力地维护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秩序以及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间接保护了社会基本的经济秩序，进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其次有利于积极发展对外交往，增进中外物质文化交流，以此进一步维护唐朝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为此目的，当作为统治阶层内部的官员违反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时，同样也要被追究责任。另外不容忽视的是，有些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唐朝政府本身即为一方贸易主体，如贡赐贸易，还有官方组织的绢马贸易，统治阶层直接能从这些贸易活动中受益，所以不厌其详地制定了细致入微的程序性法律来对其加以严格规范，如关于贡赐贸易的具体程序，这与古代中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一贯立法思维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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