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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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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荀子》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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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图书馆配书)
  • 配送范围:
    全国(除港澳台地区)
  • ISBN:
    9787300185521
  • 作      者:
    廖名春著
  • 出 版 社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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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名春,1956年3月生,湖南武冈人。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199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同年进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廖名春教授是马王堆帛书《易传》最早的整理者之一,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研究中是国内外最为前沿的学者。代表作有《荀子新探》、《帛书易传初探》、《新出楚简试论》、《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出土简帛丛考》、《周易经传十五讲》、《中国学术史新证》等。共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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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荀子》是中国哲学的经典,千百年来研究著作不少。本书作者采用新方法、新材料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在荀子生平事迹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对《荀子》的成书年代及其真伪的分析独具特色。对荀子的人性论、法后王说、民本思想、虚一而静说、兵论、思孟五行说等重大问题在广泛汲取新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重新论证,提出了迥异于前修时贤的新看法,获得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肯定,代表了近年来荀学研究的水平。同时也奠定了作者荀学专家的地位。本书1994年在台湾出版。此次修订作者将增加十几年来的新的研究成果与心得,为喧嚣的国学热增添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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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绪论
  
  
  荀子及其思想研究,亦称荀学,是一个古老而又富于现实意义的课题。
  对荀子的评价从荀子死后就已经开始了。《荀子•尧问》篇的最后一段显系荀子弟子之作。它记载当时就有人说“孙卿不及孔子”,荀子的弟子们反驳说这是“不察其实,乃信其名”,认为“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汉书•艺文志》载有《虞丘说》一篇,班固自注:“难孙卿也。”其书早已佚,姚振宗说:“《志》列吾丘寿王、庄助之间,则武帝时人。”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虞丘说》是否系难“孙卿不及孔子”,不得而知,但关于荀子的争议,至少从西汉早期就已发端,这却是事实。
  司马迁作《史记》,认为“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下同)史部正史类《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其《礼书》、《乐书》,几乎全文照录《荀子》的《礼论》和《乐论》。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孟子》、《荀子》都当做“七十子之弟子”以后的代表著作,列入“儒家类”,其《刑法志》还照抄一大段《荀子•议兵》。如果说,《史记》、《汉书》足以代表两汉时期人们的思想,那么,荀子在两汉正处于与孟子并尊的地位。
  可称为荀学第一功臣的当属西汉末的刘向。他不但以为战国诸子中“惟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而且认为“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而战国诸侯一一“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就是因为背离了荀子的政治主张。因此,他认为荀子“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于是首次全面系统地整理、校定《荀子》著作,定为《孙卿新书》三十二篇以流传至今。参见刘向:《孙卿书叙录》,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二十,364~367页,上海,中华书局,1954。
  魏晋时人也是均以孟荀并称。其中徐幹的评价直追刘向,其《中论》尊荀子为“亚圣”,认为:荀卿生乎战国之际而有睿哲之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明拨乱之道。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中论》卷下。俨然以荀子为“孔门嫡传”。
  中唐学者杨倞可称是荀学的第二功臣,他第一个为《荀子》作注,对荀子思想的流传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认为荀子是“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荀子》一书,可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杨倞:《荀子序》,见王先谦:《荀子集解》,2页。。与他同时期的韩愈写了《读荀子》一文,认为《孟子》是“醇乎醇者也”,《荀子》则“考其辞,时有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因此,韩氏给荀子之学做了一个“大醇而小疵”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的断语。此说得到皇甫湜、陆龟蒙等学者的响应。从此,引发了宋代以后愈演愈烈的尊孟抑荀思潮。
  荀子新探绪论宋代学者一般都视荀子为儒门异端,他们对荀子的攻击主要集中在性恶论、非思孟以及因李斯“焚书坑儒”而罪及荀子。从性恶论方面反对荀子的有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但特别突出的要数理学家程颐、朱熹之辈。程颐曾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王孝鱼点校本:《二程集》卷十九,2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朱熹对学生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理。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理学家们的“性即理”说,实即孟子性善论的翻版,而荀子的性恶说,恰是对理学家“大本”的否定,所以理学家尊孟抑荀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宋人对荀子的批判是相当武断的。他们认为,孟子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荀子批评孟子,就是“悖于圣人”、“喜为异说”、“敢为高论”,这种缺乏历史眼光的观点,是没有任何理论价值的。苏轼《荀卿论》的逻辑最为荒唐,他说: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以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东坡全集》卷四十三。这种推论,就是朱熹也觉得不妥,他说:世人说焚坑之祸起于荀卿。荀卿著书立言,何尝教人焚书坑儒,只是观他无所顾藉,敢为异论,则其末流,便有焚坑之理。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但将间接责任也还是归于荀子。
  明代随着王学的崛起,有不少人对宋人评荀之说又提出了异议,例如杨慎、何良俊、归有光、王世贞、董其昌、邓元锡等等,其中对荀子肯定最力的还是李贽。他认为荀子的历史地位应高于孟子,“故曰荀孟”。在《藏书》中,他将荀子列为“德业儒臣之首”。在《荀子传赞》中,他认为“荀与孟同时,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而扬孟也”《李贽文集》第二卷《藏书》上,596~59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明人的这些议论,尽管在影响上难以与宋儒之说相抗衡,但也引起了思想界对荀子的广泛重视,于是《荀子》的注本、刻本也逐渐多了起来。这就为清人的荀学研究埋下了契机。
  明清理学家对荀子的评价大体不出宋儒樊篱,而熊赐履、余廷灿辈,所论则更为迂腐。他们认为《性恶》篇这样的文章,“铲烧之可也”余廷灿:《荀氏书后》,见《存吾文稿》卷二,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五年云香书屋刻本。。但随着宋明理学的没落,清代一些著名学者掀起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研究荀学的高潮。
  这一高潮发端于清初的傅山。傅山不但在其《霜红龛集》中对荀子思想有许多精到的散论,而且他还作了一部《荀子评注》《傅山〈荀子〉〈淮南子〉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该书最后的总评极为精彩,其发明有三:一是认为《荀子》“不全儒家者言”,“但其精挚处,则与儒远,而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此说虽本于朱熹,但评价则截然相反。二是肯定荀子的《性恶》篇“立义甚高”,一反自王充至宋人的定评。三是认为《荀子》书中的“‘伪’字本别有义,而为后世用以为诈伪,遂昧从人从为之义”,这是对朱熹说的激烈批评。
  戴震最为得意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此书认为“性”是指“人物之本能”,“性之欲,自然之符”,这与荀子所谓“欲不可去”、“性者,天之就也”的观点实际是一致的。所以,戴震尊孟而不贬荀,认为:孔子之后,异说纷起,能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异于老聃、庄周、告子而为圣人之徒者,荀子也。《戴震集》,40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有清一代真正对荀子进行了全面研究而又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则是稍后于戴震的汪中。汪氏集前人关于荀子事迹考订之大成,写成《荀卿子通论》。他一反宋以来视荀子为异端的“道统心传”,从荀子对经学传授的贡献的角度,肯定荀子为儒学正统。他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考证出《毛诗》、《鲁诗》、《左氏春秋》、《穀梁春秋》都是荀子之传,《韩诗》是荀子之别子,《曲台之礼》是荀子之支与余裔。他认为: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转引自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下》。其评价之高,实为汉人以来所罕有。
  随着宋学的衰退、汉学的兴起,清人翻宋儒贬荀之案的人越来越多。其热点主要有二:一是折中孟荀人性理论,认为“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钱大昕:《跋荀子》,转引自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上》。。持此说的有徐养原、钱大昕、严可均、吴德璇等人。二是肯定荀子礼学对后世礼教的贡献,认为“荀氏言仁,必推本于礼”,“其与圣人节性防淫之旨,威仪定命之原,庶几近之”,“后人尊孟而抑荀,无乃自放于礼法之外乎”凌廷堪:《荀卿颂》,见《校礼堂文集》卷十,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持此说者有凌廷堪、方宗诚、蒋彤等。此外像郝懿行、谢墉、王先谦等人,都对荀子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与这种重估荀子思想价值的思潮相呼应,清人在《荀子》的版本考订、文字校勘、词义训释等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为以后荀子研究的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像惠栋的《荀子征言》、谢墉的《荀子校》、卢文弨的《荀子笺校》、刘台拱的《荀子补注》、郝懿行的《荀子补注》、王念孙的《读荀子杂志》、朱骏声的《荀子校评》、俞樾的《荀子平议》和《荀子诗说》等,都是有功于后人之作。清末王先谦集诸家校注之大成的《荀子集解》一书,则是可与刘向校、杨倞注并称的杰作,至今仍为研《荀》者的案头必备之物。
  19世纪末,信奉今文经学的维新派为了打破汉学对学术的垄断而进行思想启蒙,以荀子为封建思想文化的代表而发动了一场“排荀”运动。这一运动由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发起。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中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全集》,5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4。梁启超指出:二千年政治,既皆出于荀子矣,而所谓学术者,不外汉学、宋学两大派,而其实皆出于荀子,然则二千年来,只能谓之荀学世界,不能谓之孔学世界也。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见《清议报全编》第1卷,34、35页;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5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夏曾佑不但集中抨击荀子的性恶论,而且还公开向孔子问罪。他指出,秦始皇及后来的历代统治者都是“本孔子专制之法,行荀子性恶之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25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这就为后来五四时期的反孔倡了先声。
  与维新派对荀子的猛烈抨击相反,属于古文经学派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却对荀子思想大力褒扬。章太炎评荀并不以孔、孟的是非为是非,而是善于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孔、孟、荀之间的同异。章太炎《訄书》的第一篇便是《尊荀》,他甚至写了批评孔子的《订孔》篇,说“荀卿学过孔子”。对于荀子的逻辑思想,章太炎是第一个做了深入研究的人,他认为荀子是战国“名家最得大体者”,“其《正名》也与墨相挟持,有所言缘,先于西来桑门之书”章太炎:《检论•订孔下》。。即说荀子不但是名、辩逻辑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其学说还早于从西方传来的因明逻辑。
  20世纪20—40年代荀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一些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置荀子思想于显赫的位置外,还发表了大量的荀子专论和著作。全面研究荀子思想的著作有陈登元的《荀子哲学》(商务印书馆,1928)、刘子静的《荀子哲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8)、熊公哲的《荀卿学案》(商务印书馆,1922)、陶师承的《荀子研究》(大东书局,1926)、杨筠如的《荀子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杨大膺的《荀子学说研究》(中华书局,1936)、胡韫玉的《荀子学说》(国学研究社,1924)等;注释方面有梁启雄的《荀子柬释》(商务印书馆,1936)、钟泰的《荀子订补》(商务印书馆,1936)。这一时期荀学研究的特点有二:一是富于疑古精神,开展了对《荀子》书真伪的研究。胡适、梁启超、吕思勉、杨筠如、张西堂等先后提出了《荀子》部分有伪或大部分属伪的观点,这些论断虽然不免过头,但也加深了对《荀子》著作的理解。二是能系统地以近代西学来分析荀子思想,研究荀子思想的方法由“古典式”基本变为“现代式”。其中杜国庠“荀子的宇宙观(《天论篇》)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富于唯物主义因素的”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见《杜国庠文集》,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荀子不但……把礼的观念发展到几乎和法的概念一致的地步,而且他也谈法术——有些见解,简直和法家的说法没有什么两样”杜国庠:《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见《杜国庠文集》,201页。等论述对后来的荀子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50年代以来大陆的荀子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历程。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的普及,许多学者开始以哲学上两大阵营的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荀子,使荀学别开生面。一般而言,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人们对荀子的评价愈来愈高,人们认为荀子是我国战国时代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本体论是唯物论,在认识论上他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其方法论的核心是朴素的辩证观。在学派的归属上,荀子被视为与儒家对立的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政治观被视为“站在当时新兴势力一方面”,是“地主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反映”,其历史观是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打倒“四人帮”后,人们对荀子的评价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般来说,人们都不认为荀子是法家了,不再认为荀子反对法先王。一些人提出荀子所要维护的是周代的礼制,因此他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其政治观是反动的。他的本体论肇于客观唯心主义,终于主观唯心主义,即使偶尔有一点唯物主义,也消失在唯心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对于荀子的认识论,有人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有人认为他虽然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但他把认识论混同于道德论,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缺陷,结果把一些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光辉命题也给窒息了。对于荀子的方法论,有的认为荀子只承认认识论的反映论,不承认认识论的辨证论,他从唯物主义上偶然失足,跌入了形而上学的循环论;有的认为荀子的形而上学循环论不是从唯物主义上的偶然失足,而是与他的唯心主义形影相随、互为因果的。最近几年,人们多强调黄老思想、管仲学派、齐学对荀子的影响,甚至认为荀子是一个黄老思想家。这四十余年来,较好的《荀子》注本有北京大学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还有章诗同的《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杨柳桥的《荀子诂译》(齐鲁书社,1985)、杨任之的《白话荀子》(岳麓书社,1991)、张觉的《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邓汉卿的《荀子绎评》(岳麓书社,1994)、蒋南华等的《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等。在文献考证上较有成就的有高正的《〈荀子〉版本源流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骆瑞鹤的《〈荀子〉补正》(武汉大学硕士论文,1988)。有代表性的全面研究荀子思想的专著有李德永的《荀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夏甄陶的《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胡玉衡和李育安的《荀况思想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最近又有向仍旦的《荀子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郭志坤的《荀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方尔加的《荀子新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等问世。
  近四十年来,台湾研究荀子的著作也很多,仅笔者见到的就有牟宗三的《荀学大略》(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韦政通的《荀子与古代哲学》(商务印书馆,1966)、周绍贤的《荀子要义》(中华书局,1977)、陈飞龙的《荀子之礼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1)、鲍国顺的《荀子学说析论》(华正书局,1984修订版)、周群振的《荀子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87)、翁惠美的《荀子论人研究》(正中书局,1988)、徐平章的《荀子与两汉儒学》(文津出版社,1988)、蔡仁厚的《孔孟荀哲学》(学生书局,1984)、李涤生的《荀子集释》(学生书局,1979)、龙宇纯的《荀子论集》(学生书局,1987)、杨鸿铭的《荀子文论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1)、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1975)。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大陆学界迥别,绝口不谈唯物唯心之分,不谈荀子的阶级属性;一般都强调荀子是儒家而非法家,其学“大醇小疵”;认为其思想的核心是礼治主义,其基本原则是天生人成。由于荀子只显示客观精神,主体精神与绝对精神不显,所以其“礼义之统”失去了内在的价值,本源不透。此外,陈大齐认为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说“不但不相反对,且竟不妨认为大体上两相符顺,纵有不同之点,其不同亦甚微细”陈大齐:《浅见集》,243页,台北,中华书局,1968。;黄彰健、徐复观认为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此性即理、即道之说黄彰健说见氏著:《孟子性论之研究》,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26本,261页;徐复观说见氏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23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都颇有特色。
  已往的荀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是强荀以就我,为了自己的主观需要不惜歪曲荀子思想。这种现象以19世纪末维新派的排荀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最为突出。维新派不满现实,主张变法,但又不敢公开向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子宣战,只好站在今文学家的立场上,以荀子为替罪羊,作为二千年之学的代表,这是很不公正的。事实上荀子长期以来被目为异端,他的认知精神一直被排斥于传统文化的主流之外,怎能将封建专制之罪归之于他呢?“评法批儒”中某些人为了反对“共产党的儒”而任意编造儒法斗争史,硬要将荀子的礼讲成是韩非的法,硬要讲荀子法后王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法先王,硬要将荀子打扮成与孔子相对立的法家代表。尽管这不是真正地研究荀子,但事实上给荀子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所以,要深入地研究荀子,必须要“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冶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便辟者之辞”,不能因为一己之私利而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搞庸俗的古为今用。
  第二是执其一端,蔽于一曲。这种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价荀子思想标准的简单化。过去是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今天或是只谈两大阵营、阶级立场,或是闭口不谈。二是片面认识荀子的思想。朱熹看荀子,只看到性恶一点,就不及其余。这不仅对荀子的整个思想缺乏认识,就是对荀子人性论的理解也是肤浅的。今天人们论荀子,有的说他是奴隶制度的维护者,其政治思想毫无可取之处;有的说他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其政治思想与孔孟一样,都重视人的内心道德自觉性的培养;有的说荀子是唯物主义者,有的说他是唯心主义者;有的说他是儒家,有的说他是法家,有的说他是黄老思想家。这些截然相反的观点都只看到了荀子思想的一面,忽视了荀子思想的复杂性。因此,皆非对荀子思想的真实反映。
  第三是宏观的思想分析与微观的考证脱节。宋人抨击荀子性恶最烈,但疏于对其特有概念的辨析。朱熹将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之“伪”理解成“虚伪”、“诈伪”,以此来批评荀子的“性伪之分”,就显得十分好笑。今人将荀子的“天人之分”说成是“天人相分”,一字之差,对荀子思想做出了迥然有别的解释,是严重违反荀子原意的。一般说来,今天搞文字训诂考证的,都极少深入地去钻研荀子思想;谈荀子思想义理的,都不太注意利用现有的考证成果,鲜有将考证与义理分析融为一体的论著。
  第四是对荀子思想只做静态的平面分析,不注意对其思想的发展演变做动态的研究。荀子年寿高,跨越了战国的中期和末期两个阶段;游历广,足迹遍赵、燕、齐、楚、秦。其学以杂驳不纯著称,其思想不乏互相矛盾之处,这与他思想的变化是有关的。比如荀子对禅让说的不同态度,对子思学说的不同反映,对征收工商税的不同说法,等等,这些都需要从其思想的变化上去加以认识,不然就会各执一端,得出矛盾的结论。人们之所以对荀子思想只做静态描述,鲜少做动态分析,原因就是在《荀子》各篇的断代上工作做得太少,分不清哪些是荀子哪一个时期的作品。因此,揭示《荀子》各篇的时代特征是认识荀子思想发展轨迹的一个迫切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本书拟在充分吸收前贤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对荀子的生平与时代,荀子著作的真伪与断代,荀子的人性论、群论、天人论、解蔽论、正名论、富国裕民论、兵论以及思孟五行说、荀子与六经的关系等进行系统的研究,试图通过自己这些不成熟的探索而推进荀学研究的深入。是非得失,尚祈诸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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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第一章生平和时代
第一节姓氏字号考
第二节主要事迹考
第三节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第二章著作考辨
第一节著作的存佚
第二节《荀子》书的真伪
第三节各篇的写作年代

第三章人性论
第一节《正名》篇性定义发微
第二节“人之性恶”的再认识
第三节荀子性中无善辨
第四节荀子“性”概念的意义结构
第五节“化性起伪”析
第六节余论

第四章群论
第一节明分使群说
第二节隆礼重法说
第三节君民关系说
第四节法后王说
第五节荀子大儒“法先王”证

第五章天人论
第一节自然之天
第二节明于天人之分
第三节制天命而用之
第四节不求知天

荀子新探目录第六章解蔽论
第一节“凡以知”与“可以知”
第二节“意物”与“征知”
第三节“虚壹而静”
第四节“知”与“行”

第七章正名论
第一节名、辞、辨说
第二节制名之枢要
第三节辨“三惑”
第四节以类度类

第八章富国裕民论
第一节人生而有欲
第二节斩而齐
第三节富国裕民

第九章兵论
第一节以禁暴除恶为目的的战争观
第二节以壹民、附民为本的强兵论
第三节以为将之道、王者之军制为内容的治军术

第十章思孟五行说新解

结语

附录一荀子“虚壹而静”说新释
附录二荀子与六经关系新考
附录三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
附录四上博楚竹书《鲁司寇寄言游于逡楚》篇考辨

后记
修订本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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