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孟子/细读国学经典丛书》：
选拔贤臣要听取民意孟子见齐宣王，日：“所谓故国①者，非谓有乔木②之谓也，有世臣③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④也。”王日：“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日：“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日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日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日可杀，勿听；国人皆日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日，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注释】①故国：历史悠久的国家。②乔木：高大的树木。③世臣：几代老臣。④亡：流亡，这里指离开。【细读】民主制度可以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可以不通过战争和暴力来解决一切争端。这需要有智慧的贤人来执政，故选拔贤人到政权中来便成为政治好坏的关键。在如何选拔重用人才，如何处理甚至诛杀贪墨之官吏方面，历来以“民本思想”著称的孟子曾提出接近“准全民公决”的观点，这是最民主的方式，因此我们在寻找古代思想资源时，只要认真阅读和思考，便会有很多惊喜的发现。
孟子去见齐宣王，说：“所谓有传统的国家，不是有高大的树木，而是有治世的大臣。大王你已经没有可以信任亲近的大臣了。从前提拔的人，现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不在朝廷了。”这很明显是批评齐宣王不识人、不能重用提拔贤士，以前提拔重用的人如今都不在位了。
齐宣王马上反问：“我怎么辨别他不是人才而舍弃不用呢？”这提到了怎样甄别选拔人才的关键问题，引用孟子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国君起用提拔人才，是不得已的。而提拔人才就会使地位低下的人超越地位高的人而被人尊重，使关系疏远的人超越亲戚的地位，怎么可以不慎重呢？君王左右的人都说此人贤良，不能认可；诸位大夫都说贤良，也不能认可；国都百姓都说此人贤良，然后进行考察。见其确实贤良，然后提拔重用他。君王左右的人都说此人不可以用，不要听信；诸位大夫都说此人不可以用，也不要听信；国都百姓都说此人不可以用，然后进行考察。见其确实不可以用，然后废黜罢免他。君王左右的人都说此人应该杀掉，不能听信；诸位大夫都说此人应该杀掉，也不能听信；国都百姓都说此人应该杀掉，然后进行考察。见其确实应该杀掉，然后把他杀掉。因此可以说：‘是国都百姓杀了他。’这样做，然后才可以称百姓的父母。”孟子的意见很明确，就是无论提拔官员还是处罚、罢免甚至处死官员，国君都不能只听身边人的话，也不能只听大臣的意见，而要听取“国人”一致的意见。古代的国人狭义是指生活在国都的所有人，大多数当然是百姓。“左右”指国君身边的人，一般包括后妃和宦官，诸大夫则指朝廷大臣。这些人很可能是利益相关集团，故不可全信。而国人则是绝对多数，这些人因为在局外，眼睛更明亮，心地也比较公正，故这些人的意见才是最关键的。可以理解，孟子的意见是把任用、罢免，甚至处罚、处死官员的权力交给全体国人来行使，这难道还不是当时最高的民主吗？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国人”不仅限定生活在国都，还要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上古时期，“人”和“民”不是一个概念。“人”指贤人，起码应该是自由民。最下层劳动大众则称“民”。这样，最下层的百姓是无权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在两千多年前，能够提出如此高度民主的思想观念已经难能可贵了。
孟子的民主思想还是比较突出的，重视百姓生活，提倡发展生产，首先保证百姓衣食充足，然后再进行礼乐道德教育，注意听取百姓的意见，这些都是思想精华，贯穿于其文章之中，故孟子的散文气势充沛，主要是由于其胸中有一种浩然之气。
数百年间的焦点话题齐宣王问日：“汤放桀①，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日：“于传②有之。”日：“臣弑其君，可乎？”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③。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注释】①汤放桀：夏桀暴虐，商汤讨伐他，把他流放到南巢，即今安徽巢湖。②传（zhuàn）：指史书。③一夫：即独夫，指众叛亲离的独裁者。【细读】商汤伐夏桀王，武王伐商纣王，几百年间曾经令许多哲人和君王纠结。商汤和周武王都是以臣子身份讨伐当时的天子，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是个两难命题。孔子时代似乎还没有涉及这一话题，至少孔子和弟子之间没有明确谈论这个问题。但作为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个无法逾越的话题，而齐宣王又偏偏问到这个问题，于是孟子做了非常大胆而明确的回答。
这是非常尖锐敏感的话题，孟子敢于在君王面前做这样的回答，需要极高的魄力和胆识。
试想，如果肯定汤、武伐桀、纣，那么只要是出现昏君，臣子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讨伐之。这无疑是悬在一切君主头上的一把刀，而且判断是不是昏君也没有准确的标准，这样有实力的大臣和权臣便可以找个借口就造反，这实在是一切君王所反感的答案。但如果否定汤、武革命，那么殷商政权和周政权就都没有了合理性，而且这对于一切暴君、昏君都将是最大的保护伞，君主的权力失去了约束，即使他们任意胡来，臣民也没有任何办法。因此这是一个两难的话题。
孟子的回答态度明确，其前提是：践踏仁义的人就是残贼，残忍的民贼，那么就是独夫，不是君主了。既然不是君主，那么诛杀之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了。如果君主随意践踏仁义道德，残害黎民百姓，就应该诛杀之。孟子在这里用的是“诛”，是堂堂正正地杀，所以不能称为弑。孟子的这一观点对于后世帝王一直像个无形的紧箍咒，因此有许多帝王不喜欢孟子。
汉代景帝时，代表道家的黄生和代表儒家的辕固生曾经在景帝和窦太后面前展开争论，便涉及这一敏感话题。当论及汤、武革命之是非时，辕固生高度肯定，而黄生则否定。黄生说，帽子再破，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上。君主再不对，当臣子的也不应该将其杀害。杀害就是弑君。辕固生说，按照这个逻辑，高祖推翻秦朝也不对了。因为高祖也是臣子啊。对方无言以对。景帝连忙制止，并要求以后不要再论及这个话题。因为景帝也没有办法折中，支持辕固生会给后人留下话柄，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便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造反，支持黄生则汉朝的政权本身也缺乏合理性。可见这一话题的复杂和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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