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的“神圣叙述”：南方民族创世神话阐释》：
在原始采集狩猎时代，人们依靠采集野生植物和猎取野生动物求得生存，但采集和狩猎的收获都是不稳定的和没有把握的。例如，野果不是通年都有，有毒与否也不易分辨，野兽的行踪更是难以掌控……这就使人们产生一种幻想，把采集和狩猎的成功寄托于对象本身。这种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视为有人格、有灵魂的实体的想法，使原始先民把对野果、野兽的采集、捕猎和食用等，逐渐看作是对象的善意赏赐，从而产生对植物动物的神秘观念，进而产生“植物之灵”、“兽灵”（不仅仅是某棵具体的植物、某只具体的野兽之灵魂，而是主宰整个某种植物或野兽的超自然力量；一些本身就神奇的自然物例外）等崇拜对象；同时，他们在采集狩猎实践中的一些发现和做法，可能使这一类观念更趋向强化。
例如，直至20世纪50年代，云南怒江地区的怒族还保存着季节性的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遗风。怒族开门就是山，出门就是林，野菜野果是他们的一大食物来源，而野蜂蜂仔是他们最爱吃的佳肴。他们采集野蜂蜂仔，一个大难题是在茫茫山林里寻找蜂窝，他们由此发现了“引路”的野蜂。在山花烂漫的时节，人们如果看到一只体形较大的野蜂出来采蜜，就会拔下一根头发，一端拴上一根羽毛，一端拴在野蜂腰上。当野蜂采好花粉后向蜂窝回归，就显露了蜂窝的方位，人们跟踪便能发现蜂窝的所在地。等到夜幕降临，人们再来此烟熏火烧，赶跑野蜂，再割巢、取蜜、获仔。
他们还集体狩猎，并在注意寻找“猎机”的同时，格外重视“领头”的野兽。例如打野牛，在月亮很亮的晚上，野牛都会在领头的野牛的带领下，成群结队地到有卤水的地方去喝卤水。它们喝足了胀饱了，就会跌跌撞撞地沿着原路返回。这时候，便是打野牛的大好时机。猎人们预先埋伏在路旁，等它们经过，老猎人一个暗示，第一号射手就向牛群的最后一头野牛放箭。接着，第二号、第三号射手依次有间隔地向同一头牛放箭，达到预定数便停止。由于猎人使用的是涂了药物的箭，野牛只要被刺破毛细血管，便顷刻毙命；而前面的牛群因为没有受到惊扰，还会按照原来的队形继续前行。到了下个月，还会在领头的野牛的带领下来喝卤水，还可以继续打。
可以想象，南方民族先民这些实践不仅养活了自己，而且建构了他们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形式。先民的采集狩猎实践使自己获得了生活资料，同时这类主要凭靠偶尔机遇获取成果的实践的“内化”，又使他们的思维具有较多的臆测等因素，以及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幻想和依赖，从而逐渐产生植物之灵观念、兽灵观念，等等。例如前述怒族所遇到的引路的野蜂、领头的野牛，很难不引起他们对于超自然力量的各种臆测和联想。这种臆测和联想经过长时期的反复、重叠，就会凝结成某种表象、叙事。
例如，怒族就敬重、畏惧领头的野牛，认为领头的野牛是神牛，是体现主宰野兽的超自然力量（或称兽灵）的意旨让人们猎获野牛的物的形式，不能伤害，否则会遭受大难。
这样，当再回过头审视先民与动植物族名、动植物祖先相关的感情基础时，或许会作这样的补充：人们对作为自己食物来源的动植物的亲切感，从根本上说，是对主宰这种动植物的兽灵或植物之灵的亲近感；人们饿得饥肠辘辘时突然得到一只动物（或一棵果树）而产生的感激之情，也是对他们心目中兽灵或植物之灵所给予的恩赐的感激之情。这一切，进一步地上升到灵魂层次，再进一步上升到主宰某种动植物的兽灵或植物之灵的层次。
从实体到灵魂，或许会使后来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在想象中把动植物与先民的祖先联系起来。然而，在先民那里，具体引发它们之间联系的，究竟是什么呢？
或许，首先还是与食用有关。例如葫芦，在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发现葫芦的化石，说明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采集甚至种植葫芦。葫芦给人们提供大量的食物来源，是人们的主要食品之一，可以想象，先民饥饿时饱食葫芦，获得力气，也许会认为是所食葫芦的灵魂随个体而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产生一种神秘的人与葫芦之间“身体联系、灵魂交往”的模糊观念。这样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影响着葫芦出人神话的产生。
然而，根据南方民族的资料，先民心目中这种灵魂的投入，还有更神秘更隐蔽的途径，那就是与兽灵、植物之灵相关的感生。
南方民族先民在长期的原始采集、狩猎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主宰型的兽灵、植物之灵的观念；他们心目中自己与动植物相关的祖先的基质，来源于兽灵、植物之灵施放的精或魂，这些精或魂通过某种方式感应自己女性始祖的母体，从而孕育了自己与动植物相关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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