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后学研究》：
四积极参政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截然分隔的。两宋之际，洛学的命运可谓是这一历史现象的生动注脚。如程颐弟子李朴所论：“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失今不治，必至不可胜救。”①李朴的话实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真实描述，当权大臣由于所学不同，在选拔官吏方面，必然倾向志同道合者，从而通过政治影响学术。程门弟子如杨时，南渡前后获得重用，虽并不意味着洛学的全面转势，但不失为洛学拨开云雾见晴天的积极信号。杨时利用政治地位和学术影响，广招门徒，弟子过千，为洛学的复兴积淀传道群体。罗从彦说：“龟山倡道东南，从游者千余人。”②即使当国者并非真心复兴洛学，如吕好问、胡安国推荐尹焯为侍讲时，高宗言道：“尹焯学问渊源，足为后学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为之领袖，亦足以见朝廷气象。”③高宗之言虽是为了粉饰朝廷而起用尹焞，但其作为南渡后的洛学领袖，其正面昭示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尹焯积极卫道，在其赴任途中，闻听陈公辅上书诋毁伊川学，当即辞任不就。卫道之心可见一斑。程颐的再传弟子张浚，位至宰相，与赵鼎大量擢用洛学弟子，一时洛学弟子见用于朝廷内外。当然，这离不开对洛学不反感的宋高宗的支持。全祖望论道：“中兴二相，丰国赵公尝从邵子文游，魏国张公尝从谯天授游，丰公所得浅而魏公则惑于禅宗，然伊洛之学从此得昌。”④虽然二人皆有不足之处，但洛学的复振则归功于二者的接引。“丞相赵丰公方振洛学，已起用和靖、汉上诸老。”⑤而洛学名士胡安国、尹焞、范冲和朱震得到朝廷的重用，亦是张浚的功劳，这些洛学弟子仕途上的突破，极力推动洛学走出颓势。胡安国说：“虽崇宁间，曲加防禁，学者私相传习不可遏也。其后颐之门人，如杨时、刘安节、许景衡、马伸、吴给等稍稍进用，于是传者浸广，士大夫争相淬砺。”①洛学虽然遭到学禁打击，但由于程门弟子杨时等的任用，师承洛学之士仍不乏来者，莫不以投身洛学为荣，不言而喻，弟子政治地位的晋升，相应地引起学习洛学的热潮。但好景不长，秦桧当国，对洛学的态度随宋高宗一样，由喜变恶，对洛学采取高压政策，程颐再传弟子韩元吉（师从尹焯）论道：“建炎龙兴，先生门弟子相继有闻，《易》、《春秋》、《孟》、《语》之学始行与天下，而赵丞相曾官于洛，素知推敬其书，一时士君子糜然向之。及秦益公当国，诸贤零落殆尽。秦亦旧从洛学者也，晚乃谓人为其所惑盖三十年，且诋其说为先提手，由是虽进士之文，亦不复道之矣。”②韩氏之说可谓切实之论，秦桧早时也深喜洛学，后转而否定洛学，且其本人实属奸诈小人，其好恶程度较之他人对洛学的打击更为严重。他一面打击洛学，另一面又笼络故交，朱子云：“秦桧当国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笼出去，多坠家声，独明仲兄弟却有树立，终不归附。”③明仲兄弟即胡宏、胡寅等人，积极维护洛学，对秦桧的笼络予以拒绝。胡宏“初以荫补右承务郎，避桧不出，至桧死，被召以疾卒”④，而胡寅则“秦桧当国，乞致仕，归衡州，桧既忌先生，虽告老犹愤之坐与李光书讥讪朝政，安置新州，桧死复官。”⑤同时，朱震和尹焞亦同样展现正统儒家“进退以义”的士人情怀。当陈公辅奏言：“伊川之徒，伪为大言，皆宜屏绝，于是朱公震求去，上坚留之；和靖亦辞召命。”⑥以胡氏兄弟为代表的洛学弟子在政治上的抗争为洛学保留了纯洁的火种，否则必如王学一样，因被臭名昭著的蔡京推崇而遭后人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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