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在这一点上，朱子和阳明的态度完全一致。朱子反复指出，
一方面，曾点的“快活”需要“克念”的工夫使之趋于“实”，因而“洒落”需要“敬畏”来限制和充实；另一方面，“敬畏”之情同样需要以曾点式的“洒落”来引导使之开阔，来提升，来指点出“敬畏”后面的“所敬畏者”，并消解其不自然的一面。在他与弟子们热议的“放与守的话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朱子也曾长期用“洒落”一词来诠释“曾点气象”，并把这理解为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不“规规为事为之末”的典型。他也对横渠为学之方的过于拘束多有微词。对朱子来说，割裂二者的联系，只讲“敬畏”，或是只讲“洒落”，都不符合儒学以中行为最高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他发现时人竞言“洒落”之流弊日深，他终于下决心把对“曾点气象”的评价改为更为平实，更为具体的内容。在他的天平上，二者之间的地位也逐渐在向“敬畏”偏斜。
应该说，朱子也没有因为时人的流弊而不言“洒落”。反之，他终其晚年，一直在寻求一种较为妥帖的文字重新诠释“洒落”，以达到扬其之长，抑其之短的目的，使之与敬畏形成良性的互补。我们说《论语》“曾点言志”一节的定稿，就很能体现朱子的这一心态。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中详细讨论。再者，正像是大家所看到的，出于对人们一味宣扬“洒落”之流弊的警觉，朱子突出强调了通向真“洒落”之境的艰难，同时也突出强调“敬畏”在儒学中居于更为基本的地位。总之，朱子虽然突出强调“敬畏”，但并不是不讲“洒落”，这是朱子学具有包容性和多侧面性的体现。这也是陈来先生所说的“儒家的境界本来是包含有不同的向度或不同层面的”具体反映。
当然，理学家们在讨论“气象”时，因为其偏重点的不同，大体也可以分为突出“庄敬严毅”的一脉和以“活泼洒落”为理想的一脉。论及“气象”，前者更多注重在“有”上做文章，极力渲染该“气象”的理性义、道德义、责任义的一面，而后者则更多强调心灵的空灵自由或是“浑然与物同体”的“无”的一面；论及实现“气象”的工夫，前者更多的显现出以致知、穷理为宗旨的“智性”色彩，而后者则更强调以内向的逆觉体证或简易直接的明心工夫为主。尤其是在明代，这一紧张关系更有明朗化的趋势。“曾点气象”这一本身就存在不同解释可能性的问题，自然也成了他们借以批判对方并表达自己思想最佳载体。事实上，究竟是从“有”的一面还是从“无”的一面来诠释“曾点气象”，这构成了整个理学中的一个讨论极为热烈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理学中对此问题的讨论也显示出了独特的一面。在当时“希圣、希贤”热潮的鼓舞下，评点“气象”也自然就成了指示圣人的所应然和所必然的重要手段。正如崔大华先生所指出，时人之所以如此热烈的投入对“气象”问题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弄清圣人境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而树立一种有别于佛老之超脱境界、真正属于理学自身特色的理想人格与基本为学精神①，而“曾点言志”这一具有较大发挥空间的素材，就成了他们寄言出意的绝佳工具。考其实，正是通过对“曾点气象，妙在那里”的不断追问，理学家们紧紧围绕着什么是“曾点气象”、如何实现“曾点气象”、“曾点气象”与“圣贤气象”的异同这一核心，系统地讨论儒释之辨、心性之论、理欲之辨、义利之辨、工夫与本体之辨等诸问题②。应该说，这些话题都是在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而人们从“曾点气象”出发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则具有鲜明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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