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跨过边界，还能回头吗？
一切崩溃后，又该如何保持前行的步履？
普利策小说奖、福克纳文学奖、马拉默德奖得主
雷蒙德?卡佛推崇的美国当代作家
理查德·福特 关于命运与抉择的人性之作
荣获2012年法国费米娜外国小说奖
入选2013年 《纽约时报》年度值得关注的图书
戴尔·帕森斯十五岁那年，他的父母抢劫了银行。从那时起，他所熟悉的幸福生活就不复存在了。父母的被捕和入狱让他和双胞胎姐姐伯娜对未来无所适从。伯娜一怒之下离开了美国蒙大拿州的家，留下戴尔一人。在母亲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戴尔逃到加拿大，也逃向了未知。在萨斯喀彻温的草原上，他独自住在荒凉的小镇，努力忘记父母带来的阴影，重建自己的人生。在那里，他邂逅了同样来自美国、优雅神秘的阿瑟·雷姆林格，并为之吸引。然而，在这个埋藏着众多隐秘、动荡不安的草原，并不是只有戴尔把过去抛在了边境的那一头……
《加拿大》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理查德·福特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全书通篇采用第一人称，通过一个十五岁男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戏剧性地展现了隐藏在这个世界深处的混乱无序，昭示了突如其来的念头将如何意想不到地扭曲人生的走向。
首先，我要告白我父母亲犯下的抢劫罪，接下来再讲述此后发生的谋杀案。抢劫是故事的主轴，因为，是它开启了我和姐姐的噩梦，改变了我们人生的走向和归宿。凡事有因才有果，不把开端叙述清楚，就不可能对事件有完整的理解。
其实，普天之下，我父母是最不可能抢劫银行的两个人。他们不是行为怪异者，一眼看上去也不像会犯罪的样子。没人会想到他们最终竟以这种方式毁掉自己。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很显然，在他们抢劫银行的惊人之举发生之际，先前对他们的这种看法就变得苍白无力，成为毫无意义的空洞。
我的父亲叫贝夫·帕森斯，曾经是个乡村男孩，一九二三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马伦戈县。一九三九年，他迈出中学校门，满怀激情地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团，这一分支部队是美国空军的前身。他在迪莫波利斯参军，在圣安东尼奥附近的兰道夫接受训练。他渴望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但是由于缺乏天资，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学习，成为一名投弹手。他驾驶B-25轰炸机在菲律宾执行任务，这是一种中轻型的“米切尔”轰炸机。后来，在大阪上空，就是它们，对地面进行了毁灭性的狂轰滥炸2，既打击了敌人，但也祸害了那些不该等同对待的平民。父亲个子高大而富有魅力，总是满面笑容，是个身高六英尺的英俊男子（他的身材刚好能被飞机上的投弹仓所容纳）。他有一张大大的方脸，脸上总是充满期望，颊骨棱角分明，嘴唇富有美感，睫毛长而带有女性韵味。他还有一口雪白光亮的牙齿和一头乌黑的短发，对此他深感自豪，正如他骄傲于自己的名字——贝夫，贝夫·帕森斯上尉。他的名字“贝夫”是“贝弗利”的略称，他从不承认“贝弗利”是个女人的名字，尽管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他说，这个名字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在英国，它是个很普通的名字。在那里，维维安、格温和雪利都是男人的名字。没人会把它们和女人扯在一起”。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健谈者，作为南方人，他的思想甚为开明，同时彬彬有礼、乐于助人，这些本该助他在空军大展鸿图，但很遗憾并非如此。无论置身何处，他都会用敏锐的淡褐色眼睛审视周围，寻找关注他的人。当然，通常总是姐姐和我。他会用南方人的夸张口吻，讲一些过时的笑话。他会变扑克牌，耍魔术——拔掉他的拇指，然后又使之复原；使一块手帕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又让它重新现身。他会在钢琴上弹奏布吉伍吉爵士乐，有时还会和我们谈“南方佬”，或者谈论诸如《阿摩司和安迪》这样的情景喜剧。由于在米切尔轰炸机上执行任务，使他听力受损，对此他甚为懊丧和敏感。然而，他“忠诚不变”的军人发型和紧身的蓝色上尉军装十分抢眼，加上他总是热情洋溢，让人觉得温暖、诚恳而实在，因此，我的孪生姐姐和我都很爱他。这些也可能是我母亲被他吸引的原因（虽然他们从各方面来说都不太合适，性格也迥异）。他们在一个表彰归国飞行员的聚会上相识，不幸的是，后来他们一次轻率的激情，导致母亲怀孕。那是一九四五年三月，父亲正在附近的刘易斯堡接受出任军需官的再培训，因为那时候不需要他再去投掷炸弹了。发现母亲有孕后，他们仓促成婚。她的父母不赞成这门亲事，他们是来自波兰的犹太裔移民，住在华盛顿州西部的塔科马市。他们都是受过专业教育的数学教师，也是半职业性的音乐家，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两人均是音乐会上深受欢迎的独奏者。一九一八年后，他们逃离波兰，取道加拿大来到美国华盛顿州，最后竟然只成为学校的管理员。在那个时候，无论是他们，抑或我们的母亲，并不看好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来到这块显然不属于犹太人的土地上，他们乐意摒弃犹太人那种过时的、固执而褊狭的生存观念。
但是，唯一的女儿要嫁给一个轻薄、饶舌、有着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家伙，嫁给一个亚拉巴马州边远地区木材估价师的独子，这是他们万万意料不到的事情，他们立刻决绝地否定了这门亲事。在他们鞭长莫及的另一处，我们父母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进展，而更真实的现状是，母亲和父亲结婚了，这预示着一场灾难的到来，她的生活就此永远改变——当然，不是朝好的方向，正如她自己后来所确信的。
我母亲名叫吉娃·坎珀（“吉娃”是“吉纳娃”的略称），是个戴眼镜的拘谨的小个子女人，有一头蓬散的棕色头发，柔软的发梢飘垂下来，掩映着她下颚的轮廓。她的眉毛粗浓，前额发亮，隐约可见延展在那层薄薄皮肤下面的静脉。她不经日照的白皙肤色使她显得颇为孱弱，其实不然。我父亲曾打趣说，亚拉巴马老家的人们把她的头发称为“犹太佬发式”或“移民发式”，但是他喜欢它，更爱她（对这些话，她似乎从不怎么在意）。她有一双玲珑秀美的小手，指甲始终修剪得整整齐齐，并泛着光泽，对此她颇感自负，故而总爱漫不经心地做手势。她是个怀疑论者，不轻信于人，当我们和她交谈时，她只是专注地倾听，她有一种语带嘲讽的机智。她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爱读法国诗歌，经常冒出诸如“噩梦”或“混蛋”之类的法文词句，弄得姐姐和我一头雾水，根本不知其所以然。她用邮购来的咖啡色墨水写诗，写日记——不允许我们看。通常她总是微微翘起鼻子，带着散淡而迷茫的表情——这就是真实的她，也可能是一幅永远属于她的写真。在怀上姐姐和我并迅速和父亲结婚之前，她在十八岁的人生花季从沃拉沃拉县的惠特曼学院毕业，并进入一家书店工作。她自认为是个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和诗人，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比如在某所专业性的小型学院担任教师；她还热望和某个与她后来婚姻对象截然不同的白马王子结为连理，可想而知，那应该是个大学教授，她相信他能够让她过上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一九六〇年，她仅仅三十四岁，然而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那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故。这时她的鼻子两旁已经出现“老人纹”，小小的鼻尖呈微微的桃红色，那双绿灰色大眼睛虽然敏锐，但眼睑变得黝黯，这使得她看上去甚为异样，显得有些轻微的哀忧和怨天尤人——她确实如此。但她依然有着优美细柔的颈脖，还会出其不意地绽放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笑容，露出她小小的牙齿和少女般的心形唇瓣，不过，她极少对人——姐姐和我除外——露出这种笑容。我们深知她是个外表不落俗套的人，她最典型的打扮是身着橄榄色的便裤和袖子宽松的女士棉衫，还有麻棉布鞋，这种鞋肯定是她从西部邮购来的，因为在大瀑布城不可能买得到。不过，我们难得看到她站在我们高大英俊、乐于助人的父亲身边，她仿佛极不情愿这样。我们很少有举家“外出”的机会，比如去饭馆用餐什么的，因此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是怎样置身于外部世界，怎样置身于陌生人之中的。对我们而言，蛰居在自己的屋里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生活形态。
姐姐和我不难理解母亲何以会被父亲贝夫·帕森斯所吸引：他高大魁梧，肩膀宽厚，健谈洒脱，幽默风趣，而且总是尽力让身边的人开心快乐。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完全弄明白他为什么会对她感兴趣。她个子矮小（仅五英尺高），性格内向，容易害羞，待人冷淡，富有艺术气息，只有在露出笑脸的时候才显得优雅可爱，只有在彻底放松的时候才表现得机智诙谐。不管怎样，他想必是欣赏这所有一切，觉得她的心智比自己的更敏锐，他把能够逗她高兴当成自己的快乐。他忽视了他们生理上的差异转而寻求内在，这是他的善良大度，是我深为赞赏的，虽然我们的母亲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我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他们这种不同体质和气质的怪异结合，是造成他们悲惨结局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他们只是不适合彼此，不应该结婚或者做任何与此相关的事情；他们应该在激情初次点燃之后寻求分手，不管结果会如何。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相互间的了解就越透彻，至少母亲就越是看出他们婚姻的是一个错误，而他们的生活也就越偏离正轨——这就像是数学上的一次漫长求证，第一步计算错了，接下来的所有计算都会使你更加偏离正确答案，偏离事情的合理结果。那个时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社会学家可能会说，我们的父母处在了一场历史性运动的浪尖，跻身先锋的行列——这场运动挑战社会固有的规范和桎梏，崇尚离经叛道，其信条是通过自毁以求得社会认同。但他们不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一往无前的运动先锋。正如我说的，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只是受了外部环境和自己错误的直觉的欺骗，厄运不断，偶尔一次冒险越到他们明知是正确的界线之外，然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头。
尽管如此，关于我的父亲，我还得说：一九四五年，他从战争这个大舞台返回，也就是说从天空回来——在那里，他曾经吹着口哨，充当死神的使者——而就在这一年，姐姐和我诞生在密歇根州奥斯科达的沃特史密斯空军基地。那时候他像是被某种不确定的巨大力量所支配，就和很多美国军人一样。他的余生都在与这种力量搏斗，困惑着是否该保持乐观、随波逐流，于是做出貌似正确、实则愚蠢的决定。而根本的问题是，他错误地理解了回家以后所面对的世界，这种误解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这想必也是数百万从军男儿面临的共同问题，虽然他们自己绝不会明白，也不会承认这个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