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灵降临的叙事（增订版）》：
汉语神学之现代语境的社会学观察
在讨论汉语神学的当前论题意识问题之前，还有必要简厄回顾中国基督教的现代历程。不过，前面的讨论已经确立了不同的着眼点，一般地谈论民族国家与基督教的关系没有多大意义。如果要分析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遭遇到的种种事件（各种教案），单纯的反教或护教的辩护或历史学的描述都远远不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与基督教的紧张，不仅是一个史学和文化研究的问题，也是历史哲学问题，涉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个性，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含义以及现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样式。本稿无意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基督教在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变迁中的位移，但有必要结合中国基督教会的历史社会学位置，来考察过去近大半个世纪以来汉语神学论题意识的形成和变化。之所以采用社会学的观察角度，乃因为我们一再面临这样的解释：历史社会处境使得教会及其文化策略不得不如此。我想询问的是，汉语神学的论题意识是否应该随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政治结构的嬗变而变？汉语神学的文化策略不稳定，究竟是历史社会处境限制的结果，还是由于缺乏一个自在自为的单纯学术的建制层面？
中国的现代化行动起于晚清洋务运动，其时，中国的现代化主要由有限的政治精英推动，并没有广泛的社会总体性动员。政治精英仍将传统儒教理念作为政治一经济一文化改革的正当性根据和思想资源，“在戊戌变法之前，所谓变法，还是从中国的旧路上着想的”（吕思勉）。民族国家间的紧张尚受到国内民族（满汉）关系的制衡，满清统治集团对国内政治的担心远甚于对国际政治情势的警觉。在这一阶段，基督教在中国的主要活动者是传教士，中国的牧职人员还没有制度化地培养出来，汉语神学的论题仍然停留在晚明东传教士的旨趣上。即便清末西教士传教活动与殖民扩张的关系引发了新的社会政治冲突，并没有引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士人对基督教的关注。
戊戌维新前后，中国现代化进入新阶段：制度外的新兴知识人群体代替政治精英集团中的改革分子，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推动者；政治改革的正当性根据和思想资源发生了根本转型，西欧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知识渗入传统（儒道释）的理念资源，政治认同和制度理念与传统理念发生了内在断裂。一旦民族国家的建构在理念上被纳入现代性思想的框架中来考虑，必然出现制度选择的思想冲突：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先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随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汉语神学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现代语境，不仅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士人的政治思考中的一个理念因素——《时务报》时期的章太炎亦与康、梁“张孔教，以与景教、天方教敌”（吕思勉），而且出现了中国基督徒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化论者——马相伯、吴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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