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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子穿透了我的心脏。然后他把刀子拔出来，我往后摇晃了半步，捂住胸口，
感觉到血流了出来，而且很烫，在严寒空气的反衬下，简直就是滚烫……
我向后倒下去，看着天，可这里太亮了，路灯的灯光冲淡了一切。”
“后来呢？”
“后来我就死了。”
心理学家吉姆出庭作证时，意外发现自己失去了一段记忆。
被忘记了二十年的前女友随后找上门来，
身为量子物理学家的她，声称已经解开了有关人类意识的巨大谜团。
一名心理学家，一名量子物理学家，
两人看似不相关的发现，实则紧密相连，
并将徐徐揭开人类自以为是的遮羞布，暴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危机。
面对即将陷入黑暗的世界，他们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在曼尼托巴大学心理学系，我的同事当中有几个人把教学工作看作是一种恼人的负担，拿门诺.沃肯廷的话来说，是“摆脱不掉的活鬼”，因为要占用他那么多的科研时间，实在太讨厌了。可我就热爱教学工作。哦，也许比爱吃香蕉的程度要差些，或者没有我一集挨着一集追着看《抑制热情》或《发展受阻》连续剧那么起劲，也不如我用天文望远镜拍摄球状星团那么投入。但是，如果仅就人们愿意掏钱让我来做的事情而言，教学工作可以说是正中下怀。
不用说，大一班级的教学工作会很辛苦：一排又一排不到二十岁的学子求知心切，塞满了讲堂，空气污浊。虽说我自己是20年前读的大一，但仍对当年选修心理学导论时的目标记忆犹新：我希望弄清自己心头纠结的焦虑与渴望从何而来，时至今日它们仍未离我远去。这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吗？倒更像是“sollicito ergo sum”，也就是，“我烦恼故我在”。
在这个灰蒙蒙的早晨，我正在教的是道德神经科学。虽然这是个大三班级，可学生人数比二月份的天数还要少一些，而这正好也让我们得以不光是“讲课”，还能互动对话。
上节课我们对华生和斯金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是他们的一种看法，说人类不过就是可以在刺激下做出反应的机器而已，人类那黑匣子般的大脑只是简单地根据所输入进去的东西吐出可以预料到的反应而已。不过今天，我不是要接下去对行为主义进行批驳，而是觉得自己不能不朝阴暗的一面绕一下道，我要用天花板上装着的投影仪演示一下维基解密维基解密（WikiLeaks）为一个大型文档泄露及分析网站。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公布的那些出自萨凡纳监狱的照片。
这些照片里有些是监控摄像视频中的画面，是在那些狱卒不知情的情况下从高处拍下来的。虽说这些画面显示的就是些兽行，但它们还够不上最为震撼人心。绝对够不上。真正让人看了之后无法坐得住的，那些让你拧着劲儿地反胃，无法正视，让你他妈没法相信的，是那些摆拍的照片：一张图片里，一名女狱警穿着皮靴踏在一名囚犯的背上，得意洋洋地朝着手持iPhone的不知哪个王八蛋做出竖起大拇指的手势；一幅静态照片中，两个没穿制服的人把一个被扒光了的，瘦骨嶙峋的囚犯使劲朝天花板抛上去，造成他的头骨三处碎裂，这会在后来的X光片中显示出来；一张抓拍中，一个大胡子警官骑跨在一个被按倒的人身上，在他的胸口拉屎，一只手堵着这名罪犯的嘴，另一只手做出和平手势。这幅图像后来还用Instagram软件加工了一下，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幅老式的宝丽来拍立得照片，还带着白边框什么的。
这些图片显示着一桩接着一桩的暴行，随着一张一张地翻下去，我的心窝里翻腾着。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不是都过去十六年了吗？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试验不是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吗？为了避免监狱守卫们因压力而失衡，据说他们都接受过“情景压力”方面的训练，而且有两个在照片中出现的人还正在学习成为典狱长。他们当然听说过津巴多教授的监狱实验；他们当然知道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利用电击机器所做的让人屈服于权力的试验；他们当然也读过塔古巴所写的阿布.格莱布监狱暴行报告的摘要。
他们都接受过专门的培训，知道怎样去辨识并避免掉进“坑”里。“坑”这么个字眼乍一听上去似乎有点轻描淡写，但如果你细细对它思索一番，它其实意味着一个跟头跌入无底深渊，随着大恶魔路西法而直接落入地狱之火。尽管如此，这其中的每一个男男女女都没把他们眼中的囚犯当作人类来对待，而且，在这过程中，他们自己的人性也丢失了。
“那么，”我对着学生们那一张张受到震惊的面孔说道，“从所有这些当中我们能学到些什么？有谁来说说看？”
第一个举起手的是阿什顿，他脸上的痤疮还未褪去，也还不知道把胡子修整一下是社会礼节。我指了指他。“说吧。”
他两臂一摊，作真理不言自明状。“简单。”他说，把头朝着我身后的屏幕晃了晃。屏幕上仍然是我放出来的最后一张图片，图片中一个身材瘦长的狱警，叫德文.贝克尔的，正试图把一个光身子囚犯的头按在牢房中洗漱池的水里面淹死。“人的本性是改不了的。”
接到那个电话的时间，差不多正好是一年前。“喂？”我对着办公室座机的黑色话筒说。
“是詹姆士.马尔丘克教授吗？”
我把两脚抡起来搁在我那棕红色的办公桌上，身体向后仰去，说：“是我。”
“我叫胡安.加西亚。我是那个叫德文.贝克尔的萨凡纳监狱狱警辩护团队的。”
我本想要说“好啊，那你不是有活儿干了吗？”但忍住了，只是简短说了声“哦？”让他继续。
“我们事务所想聘用您在贝克尔案件审理中当一名专家见证人。控方想做成死刑。案情事实对我们极为不利，那监控录像绝对要命。不过如果我们能让陪审团一致认为当时他失去了自控能力，那至少能让贝克尔不被处决。”
我皱起了眉头。“那你们认为他失去了自控能力，理由是……？”
“他是个精神变态。您在您的一篇谈到利奥波德和勒布的博客文章中说过：不能因为一个人碰巧是某种类型的人就处决他。”
我点了点头，当然加西亚是看不到的。1924年，两名富家子弟大学生，那桑.利奥波德和理查德.勒布，仅仅为了寻求刺激就杀死了一名男孩。利奥波德觉得他自己和勒布正是尼采所说的人上人的典型范例，因此约束一般人的法律就不适用于他们。要说人上人，他们绝对不是；可要说精神变态，他们肯定是。他们的父母给他们请的律师不是别人，正是克拉伦斯.达罗。当时的结案辩论长达12小时，令人眼花缭乱。加西亚显然正琢磨着要做和达罗一样的辩护：宣告贝克尔不能被处决，因为他那样做是他的天性使然。
我把脚从办公桌上挪下来，身子朝前倾过去。“那么这位贝克尔到底是不是精神变态？”我问道。
“问题就在这儿，马尔丘克教授，”加西亚说，“地区辩护律师做了海尔测评，贝克尔的得分是17， 这比判定精神变态所要求的分数低得太多了。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测评人员弄错了；按我们的方法来测的话有31分，刚好能算作精神变态。而且，要是采用您的新方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向陪审团证明我们的得分才是正确的得分。”
“我的测试方法还从来没被哪家法庭认可过，这你知道吗？”
“这我是知道的，教授。而且我还知道，甚至还不曾有任何人想过要把它引入作证环节中去。但是我手头有您登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论文。因为它登在了这么一份享有崇高地位，并且由同行专家评审的期刊上，我们有戏；在专家证言的采信方面，乔治亚州采用的是道伯特标准。但是我们需要您，也就是这篇论文的第一署名人，需要您本人亲自运用您的技术来对贝克尔进行心理测试，另外如果我们能说服法庭将测试结果作为证据接受，到时希望您能出庭作证。”
“那如果我证明了贝克尔不是精神变态呢？”
“那我们也仍然根据您为此所耗费的时间给您付报酬。”
“然后把结果掩盖起来？”
“教授，我们对测试结果很有信心。”
这听起来似乎很值得尝试，不过我在这儿所做的工作不也一样吗？“我的教学课程表排得很满，而且——”
“这我知道，教授。其实我这会儿正看着你们大学网站上公布的您的教学课程表呢。但是庭审可能到您放暑假之前都不会开始，而且，坦率地说，这是个能扭转局面的机会。我读过了您那篇《理性的道德》的博客文章。您是反对死刑的；那么现在正好有这么个机会，您可以使某个人免于被处死。”
我的电脑上正好显示的是当天下午的道德心理课教案，在这个教案里，我准备举出普林斯顿神学院学生的那个例子。他们在赶着去做一个有关仁慈的撒马利亚人的演讲时，有人一头栽倒在一条小巷中，学生们却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正在赶路。
我总说，你怎么教别人的，自己就要那样践行。
“那好吧，算我一个。”
……
“快节奏的科幻悬疑剧！”——华盛顿邮报
“推进迅速，扣人心弦，探索了人类意识的本质……文中的日常描写让故事具有一种令人不适的现实感。”——出版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