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饮食，有你吃过的牛肉面和永和豆浆
在台湾，大家一提到山东，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泰山、青岛或蓝翔等标志，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脑中浮出的第一个东西竟然是大馒头，仿佛包子和馒头已经成为山东的符号。包子、馒头、烧饼、油条这些台湾人原本没在吃的东西，就是因为外省人的移入才开始出现在台湾社会。现在台湾社会上有所谓“眷村口味”“眷村菜”，常常都把它当作怀旧料理来操作。眷村菜其实也不是多高明精致的菜，它是指那个年代眷村里的居民，这些老兵在思乡情绪之下，利用台湾本地的食材凑合着，想办法做出家乡口味的食物。
当年军人津贴不一定能养活一个家庭，为了家计，许多眷村的妇女只好走出眷村，早上卖些豆浆、油条和烧饼，黄昏时兜售自己亲手做的馒头、花卷或各省口味的小吃，渐渐地，这些眷村口味也为一般台湾本省民众接受。因为这些眷村口味用的是台湾本地食材，常常没办法做得像家乡那么正宗，再加上大江南北的口味相互交流，左邻右舍互相学习，串门子串出一堆新菜来，就好像混在一起做撒尿牛丸一样，结果反而变成一种有新特色的口味，丰富了台湾本地菜的种类。
比如台湾南部高雄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是辣豆瓣酱。原来岗山也是“国军”空军官校所在地，空军大部分都是四川人，旁边眷村居住着1949年国民党从成都带走的最后一批空军官兵，他们试着用台湾食材做出四川口味的辣豆瓣酱，没想到久而久之也做出名堂，打出名号，成为岗山当地的特产。
台湾本省人饮食习惯也受到这些外省人很大的影响，比如台湾本省人过去是不吃牛肉的，因为在早期台湾农业社会里，牛算是“工作伙伴”，一头牛在农家里从出生到终老就跟自己家人一样，为了感念牛的辛劳与付出，在早期台湾是不吃牛肉的。这种风俗成为一种家训，直到现在仍有部分人在遵守。
所以，现在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川味红烧牛肉面”，其实也是这些外省人到台湾后凑合着做出的料理，辣豆瓣加上红烧汤头，再放美援品里牛肉罐头中的大块牛肉，在台湾本省人原本不吃牛、不吃面的情况下，几十年后反而变成人尽皆知的台湾小吃。很多台湾人后来跑到四川去寻找最正宗的川味红烧牛肉面，结果当然找不到，因为它是在台湾发明出来的吃法。现在大陆很多“加州李先生”，就是台湾人过个洋水后回大陆开的，不过跟台湾口味落差真的蛮大的。
还有在大陆打出高知名度的“永和豆浆”也是一样，与台北市一桥之隔的永和，一向是许多外省籍人士或退伍老兵选择定居之所。约在20世纪50年代，一群大陆北方人士搬来永和，为了谋生便卖起了豆浆，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开始辛勤工作，磨豆浆、煮豆浆。一开始，台湾本省人不太能接受豆浆这种东西，就跟现在外地人到北京都觉得豆汁味道恶心一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经营惨淡。
直到后来几年，台湾的棒球小将屡屡在大赛拿到佳绩，棒球队到外面参加比赛可是大事，这也掀起一股熬夜看转播的热潮。因为时差关系，每回比赛结束后几乎都已半夜或清晨，肚子也开始饿了，当时只有永和的豆浆店开得最早，也是唯一有早餐卖的店，大伙儿索性相约一起去吃早餐，豆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后来这种熬夜看棒球，清晨喝豆浆好像变成一种仪式，桥对面的台北市人也跑过来喝，慢慢地豆浆也传遍台湾，成为台湾日常生活中的食物。
除了眷村里的小食口味，当年国民党大员也从各省带来一流厨师，这些厨师退休后自己跑去开店，所以川、湘、淮扬菜在台湾都有一定的市场。我到上海工作后，周围的朋友觉得我怎么吃得惯上海菜那么甜还有赤油酱汁，就是因为我家楼下就有一家上海老头开的上海菜餐馆，从小吃到大。很多大陆的菜系在台湾又进一步互相融合，发展出新做法，比如在欧美中餐馆必有的名菜左宗棠鸡(GeneralTso'sChicken)，就是发明者彭长贵当初融合了湘菜及淮扬菜做法而做出的新菜式。他后来到美国开餐厅，这道菜大受欢迎而流传开来，倒是彭先生再过几年又回到故乡长沙开餐厅，当地人反而吃不惯，餐厅最后只好结束营业。
眷村区隔开了本省人跟外省人，很大程度阻断了两者直接交流的机会，很多台湾本省的小朋友从小就被父母警告，没事不要走到眷村里面。眷村里的小孩也很团结对外，因为他们也总觉得台湾小孩都要欺负他们。
对于大陆的看法，外省人跟本省人也有很大歧义。对于本省人来说，根本就很少人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仅从政府的宣传中得到一个有关大陆的模糊概念，一点都不实际。对于外省人来说，大陆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时常怀念着，就算对于在台湾出生的下一代，也不断向他们描述家乡的美好，什么“唉……台湾的梨哪有老家的梨那么大……”“台湾的区区小溪哪有黄河长江那么壮阔”“台湾这个贫瘠小岛……什么都没大陆好……”，这些说法自然也在外省人的下一代中产生影响。
常常会看到，大陆这边对台湾人喊话总喜欢引用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试图引起台湾同胞共鸣，可这也仅仅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那种乡愁只有那些1949年之后到台湾的人以及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可能有，大部分台湾本省人读了，并没什么感觉，对大陆还是感到疏离且陌生。
《宝岛一村》的乌托邦
几十年来，眷村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外面社会的封闭小社会系统，对外封闭，对内包容性却极强。在眷村里，各省奇人异士云集，相濡以沫，没事也只能回忆过去瞎扯。就像眷村菜汇集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一样，我的小学同学骂起街来也是大江南北的腔调都有：啥马的爸子、赤佬、落块麻麻、×他妈、×你娘（台湾话）……许多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外省第二代，就是在那种听遍大江南北故事，尝遍各地美食，感受各种不同地域家庭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一种说法是，在眷村里也因此产生了一批在文艺领域创造性极强的作家、艺术家或明星，眷村素材提供给他们大量创作的沃土，在他们的作品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内容：眷村小孩拉帮结党，与本省小孩打群架，各省小吃美食，原乡与客居的现实内容。这些除了能让眷村外的民众慢慢了解眷村外，也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眷村社会留下一段又一段悲欢离合的记录。
可想而知，眷村因为组成人员与时代因素，对政治的立场也是相当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当时眷村人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们无时无刻不随着蒋介石他老人家的心愿而澎湃着，一心想“蒋总统”有一天一定会带他们回家。他们算得上是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几乎家家门口都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天天早晚升旗降旗外加广播站大喇叭播放“蒋总统”语录，墙上也刷着如“反共抗俄”“蒋总统万岁”之类的标语。过去国民党的党组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眷村自然也不例外，有所谓的“黄复兴党部”，每次一到选举，党部来一通电话，眷村人就会按照指示投票给国民党所支持的特定候选人，所以一直以来也戏称眷村是“铁票部队”。
几年前王伟忠与赖声川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在台湾引起一阵旋风后，继续搬到大陆上演，也引起许多大陆朋友对眷村的好奇心。很多大陆朋友看了后总觉得眷村生活很和乐美好，还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种意外反应倒是让居住过眷村的台湾外省人吓了一跳，呃，真的有那么好吗，很多眷村出身的才不信不同省份间的村民会像剧中相处得那么好。一来，照王伟忠自己生活在空军眷村的经验，本来就会好过其他眷村一些；再者，艺术虽然来自生活，为了健康向上的戏剧效果，许多负面的地方也不见了，所以也有人笑说像《宝岛一村》和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里的眷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眷村，过于美好，却从来不曾存在过。
现在很多人就只记得眷村人情味浓，看到剧里都是积极向上的，但人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展现的不是通常被颂扬的人性光辉，反而是人性的扭曲。眷村作为一个小社会，自然也是这样，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一面，很多人性的阴暗面也就此产生。
在一些回忆眷村生活的文章、文学作品当中都会看到，因为早期大部分眷村的生活空间狭小，采光不良，房子大都挤在一起，暗暗的湿湿的，你写功课时，隔墙在“推炮”都听得一清二楚。为了搭违章建筑或争公用厨房使用时间，有人写黑函告邻居“通匪”。谁家有些小钱重新装修得好一点，三姑六婆就传说他们家女儿出去“卖”了。再不然就是眷村子弟因为父母管不了，不学好加入帮派械斗（尽管在后来的很多作品里，这都被美化成眷村小孩的年少轻狂叛逆不羁）。有些外省军人娶了本省女人住在眷村里会被排挤，生下的小孩常被骂杂种继续排挤。当然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这样的事在哪里都可能发生，真实的眷村，远不如剧里那样梦幻。
最大的误会是很多人以为1949年来到台湾的外省人，都住在眷村里。事实上在来台的150万外省人里，有机会住进眷村的人仅仅只占了六分之一，大多数人还是自己想办法求生存，住在眷村只能代表外省人中某些群体的生活方式，并不等于整个外省群体。
在来台的外省人里，大部分是军公教人员，还有一些有办法的商人，这一小部分商人就不用说了，到哪里都会有办法活下去，像蔡康永父亲就属这类人，到台湾后仍然过着上流社会海派生活。高级官僚或军官，也不用担心，继续吃香喝辣，自然有人替他们想办法。对公教人员，机关单位和学校也会准备宿舍，部队眷村也吸纳了部分来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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