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散的筵席 顾维钧夫人回忆录》：
一
我的闺名是蕙兰
中国有一句老话：“人不能抬自己的轿子。”换句话说，就是切勿自吹自擂。在我们中国，有钱有势的人与同等地位的人说话时自称“鄙人”。我的父亲是东南亚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他在同等地位的人中，自称“鄙人”，而他们称我，一个小女孩，为“千金”。
在我成长的时代，人们从不亲脸。西方妇女间和男女之间随便接吻的习惯现在已为东方所采纳，但在我那个时候，只有母亲抚摸和吻她们的婴儿。这样做的习惯是因为母爱十分强烈，但是到孩子们三四岁时挚爱孩子的母亲也要克制自己。我父亲回家时，给我一个礼节性的吻，这是钟爱的表示，因为我是他的娃娃，但是我到四五岁时，他也中断了这种习惯。
可笑吗？在西方生长的八也许认为守礼和拘束是可笑的。但对我来说，人们相互间细致周到的关系，敬重长者的智慧和尊严，构成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今天我很满足，因为我是在我儿孙辈仍然尊崇的道德标准下长大成人的。
我常站在我们府邸宽广的长廊上，等着看爸爸的马车飞驰过下面的山谷。当进口的澳大利亚骏马拉着车穿过我们的前门时，一名马来仆人立即迎出来，捧着一个银盆，其中放着一条花露水浸过的热毛巾。爸爸穿着一条洁白长裤和一件时髦西式白上衣，漂亮得引人注目。他先用香毛巾擦擦他的脸和手，然后下马车，走近我。就像芭蕾舞一样，一切动作都优美、协调，从不匆忙。
在我年轻时，礼节甚至不许人握手。我母亲要对她母亲或婆婆请安，长辈伸出右手表示还礼。我父亲去见他的父亲时，从来不敢在他父亲面前坐下，即使要谈上几个小时，也站着说话，吃饭时在他父亲让他坐下之前，他也不敢坐。轮到我爸爸当父亲时，他对他的儿子们也要求讲规矩。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看爸爸时，我的一位异母兄弟宗孝从爪哇来向他请示买卖上的事。他们几个月未见面了，所以宗孝和他的妻子对爸爸磕头，那是正式的请安礼节。然后他的妻子小心谨慎地坐在一张竹椅上，但在整个长达两小时的谈话中宗孝一直站着。
当我们问对方名字时，我们有礼貌地说：“请问尊姓大名？”我从童年到父母去世，对他们说话从不用“我”或“你”；我总以第三人称自称，就是说，用我的名字，蕙兰。他们对我说话也总用第三人称，“爸爸要”或“爸爸喜欢”或“妈妈认为你该洗澡了”。对姑姑或叔叔们，我们可以说“我”，但决不能用“你”。“姑姑要做什么？”这是不能改变的。对姐姐和平辈近亲，我们较直接地谈话，但对陌生人，我们仍按正式的礼貌用第三人称。对任何妨碍我们动作的人，我们要说“借光”。在我们社会里，当向主妇举杯时，总是用双手端起茶杯或酒杯，用一只手被认为没有礼貌。我始终保持这个习惯。有良好教养的中国人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随手拿起一个枕头坐在上面。坐一个枕头不仅是无礼举动，而且还是一种侮辱，因为那是人脸靠着的地方。
我出生在爪哇，现在叫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在荷兰殖民统治之下。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华侨”。我在北京住过，但我大部分生活是在国外度过的。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使我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即使如此，我的童年教养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我能说六种语言，包括法语和英语，但我用华语思考。我对我的两只小狗——我老年时的孩子——用华语讲话，就像我对我的幼年儿孙们总是用华语讲话一样。这是一种非常精确的语言，对于教育儿童是十全十美的，它使小家伙们很快就理解了。我对礼节和规矩仍然有好感，我在年轻时学会这些，我一直珍惜至今。我按中国人的方式行事。当一个西方人解不开绳结时，他会不耐烦地拿剪子或刀子将它割开，而中国人就耐心地解，直到解开为止。
中国人有时——常常——被人误解，有什么奇怪呢！而且，我们既保守又自以为是，恐怕这些也常常使得外国人不易理解我们。这情况是在我们开始与西方贸易时形成的，那时洋船长们认为我们是落后的傻瓜，而我们把入侵者看作野蛮的番子。这种不同文化的人民之间的奇怪的误解仍在继续。
当我丈夫顾维钧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时，蒋介石夫人常到美国来。蒋夫人是在美国受教育的，所以她在美国有很多朋友，而且她的英语和他们的一样流利还带有美国口音。她和我属于同代人。她在她丈夫的政府中处于第一夫人的地位，因而有其尊严和个人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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