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经济学研究
（2016年12月4日）
我由衷感谢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中国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对我和许成钢多年研究工作的认可。今年首次颁发的这个奖授予将现代经济学前沿应用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研究领域，这让我深受鼓舞。
我首先想说，颁奖词中提到的研究贡献是我和许成钢以及更多经济学者共同做出的。所以我要感谢在获奖理由中引述的我的研究工作的合作者们，除了许成钢之外，还有车嘉华、金和辉、刘遵义、马斯金（Eric Maskin）、罗兰（Gerard Roland）、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他们之中有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的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感到*为幸运的是能够同这些优秀的学者一起愉快地合作，共同对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进行研究，并且看到这些研究获得经济学界同行们的认可。
35年前我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不仅那时的我没有听说过“供给”和“需求”，而且在那时的中国，“市场”和“激励”（incentives）这两个词也还没有进入经济学的常用词汇。我深感幸运的是我身边的大师们把我带入经济学的殿堂。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科尔奈（Janos Kornai）、马斯金（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当年除了在哈佛上课，我还去麻省理工学院（MIT）听课，包括当时在那里任教的哈特（Oliver Hart，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梯若尔（Jean Tirole，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两门课。我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期间接触较多的诺思（Douglass 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教授都对我的研究有直接影响。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我要特别提到吴敬琏。1983年秋季，我与他在耶鲁大学结识。正是他向我介绍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后来也是在耶鲁我第一次见到来做学术报告的科尔奈。
刚才致辞的四位经济学家对我都有特殊意义，我从他们每一个人那里都学到很多。我从科尔奈那里学到什么是体制（system），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思想的力量。我从马斯金那里学到什么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我从吴敬琏那里学到中国的改革历程是中国和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从哈特那里学到经济学理论的简单性和现实相关性。这些大师不仅给了我研究的灵感和工具，而且给了我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工作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的。
评选委员会宣布我们的获奖理由是“对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下面我想以部分获奖研究工作为例从四个方面来谈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结果和意义。
一、研究对象中的问题
20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与发达市场经济距离越来越大，而且也无法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竞争。到了20世纪的*后20年，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是这个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子，而且是突出的例子。
计划经济遇到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二是激励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中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计划者决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资源配置扭曲。后一个问题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导经济下的“大锅饭”和“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等原因造成的激励扭曲，表现在个人、企业、政府没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当然，资源配置问题与激励问题不是独立的，而是相关联的。比如，科尔奈*早提出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它首先是由激励问题引发的，但是它又进一步影响了资源配置，比如造成短缺这种资源配置的扭曲。但是，要认识软预算约束的本质，就必须看到它背后的激励问题，不然认识就不会深刻。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就是要以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基于市场的激励奖惩机制，来替代计划经济的一整套制度。在我看来，对所有转轨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也都有两条主线：一条线是资源配置问题，一条线是激励问题，当然还有两者的结合。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的是关于市场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帮助性作用。价格，包括产品市场价格和要素市场价格，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与激励问题相关的是产权、合同、所有制、治理等问题。当然，激励与价格也密切相关，但是它不仅与价格相关，更同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政府层级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密切。
事实上，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两条线展开的。市场取向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政策推动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这是很自然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极为明显地突出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其实在农业改革中，既有激励改革，也有资源配置改革。农业改革中既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引入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前者既针对资源配置问题又针对激励问题,而后者则主要针对激励问题。90年代中期的价格、财税、汇率、利率等改革，主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也对改变激励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贯穿于整个改革历程的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产权改革、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建设等，都是力图从根本上改变激励，不仅是个人激励，也有企业激励，还有政府激励。当然这些改革对资源配置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以上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大的现实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的研究重心放在激励问题上，并由此去深入探讨计划经济的体制性错误，转轨经济中新出现的现象，包括成就与缺陷。这就引导我们去探究制度变化导致的激励变化，激励变化导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表现的变化。通过研究，就会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直观观察。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的起点。
二、研究的框架和方法
谈到研究的框架和方法就必须要谈现代经济学学理的演变。现代经济学对成熟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激励问题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理论。先是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理论，从19世纪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为框架的理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不断发展，形成*为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1971年阿罗（Kenneth Arrow）和哈恩（Frank Hahn）出版的《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书，就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激励理论的发展在后，是因为它要基于不完全信息理论。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起步的。同样也是阿罗，正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是他从保险业的术语中引入经济学的。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在70年代和80年代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重要贡献者包括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维克利（William Vickery），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维茨（Leonid Hurwicz）、马斯金和迈尔森（Roger Myerson），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侧重于不同方面，有的是公共财政问题，有的是劳动力市场问题，有的是拍卖问题，有的是机制设计的基础理论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都与不完全信息和在此情况之下的激励问题相关。
需要专门提及的是2014年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获奖理由是成功地将不完全信息理论应用于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政府规制（regulation）等方面。正如梯若尔在诺贝尔奖演讲中所说，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作为研究必备的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这就为研究产业组织和规制问题提供了机会。正是使用这些分析工具，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诞生了，由此也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可以说梯若尔的研究是建立在第一代开创者诸如科斯（Ronald Coase）和威廉姆森的工作之上，是以现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基础和工具的第二代产业组织理论。
当我和许成钢等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我们正在学习当时处于研究前沿的这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当然我们的注意力是在中国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激励问题。我们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理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激励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前沿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研究转轨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改革中*为基本的问题。
因此，一方面是有中国经济改革提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有现代经济学前沿的理论和工具。我们从事的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就是要在两者的结合中创新。
三、研究创新和结果
在具体研究方向上，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上。这是因为从中国的现实经济中我们观察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很大作用，而改革中很突出的变化是地方政府激励的改变，它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这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这与苏联和东欧的情况很不同，在那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企业方面，由于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约束，企业改革中既有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又有民营企业发展问题，还有各种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问题，其中的激励问题远比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的要复杂，也比多数发展中经济的情况要丰富，因为体制不同。下面我聚焦获奖工作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作用于政府的激励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作用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是什么？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财政税收提供重要激励，干部任免机制提供重要激励，地区间的竞争也是重要激励。这些激励可以产生多重效果，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扭曲经济行为的一面，这取决于激励的形式、权力配置的方式等。
我们有两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我和许成钢提出的“M型”（M-form）和“U型”（U-form）组织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的理论框架（Qian and Xu，1993）。“M型”是按照产品或地区的组织形式，“U型”是按照职能或产业的组织形式。这个理论框架*初是用来分析大企业内部组织的，由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威廉姆森提出。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个框架扩展到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整个经济体。
在M型组织形式下，企业更多地归属地方政府控制，加上地方分权的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对发展本地经济，特别是发展新企业有很大动力。相比而言，在U型组织形式下，企业是按照行业归属不同部委控制。虽然后者在规模效益上有优势（这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推崇的），但是在激励上有劣势。
另一个框架是我和温加斯特、罗兰使用的“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理论框架（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1995；Qian and Roland，1998）。“联邦制”起源于政治学，“财政联邦制”*初是公共财政学中用来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提供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把它扩展到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转轨中政府与促进市场成长的关系。
建立理论框架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做跨国的定量实证比较。比如，在我同合作者做的与俄罗斯的比较中发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本地经济发展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本地经济越发展，该地方政府的收入越高。但是在俄罗斯，两者是完全不相关的。原因是，地方经济发展越好，中央政府拿走的钱就越多，多到正好全部抵消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好处。这种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它是激励理论的应用，但应用到了新的领域，就是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并且把地方政府的激励与地方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Jin、Qian and Weingast，2005）。
第二个方面是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这个问题在概念上是产权问题、所有制问题。但是，仅仅限于基本概念上的讨论是不够的。到底激励在不同产权制度中、在不同的所有制形态下是如何作用的？如果我们把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的理论看作第一代产权理论的话，那么第二代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激励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后者为我们深入研究转轨经济中的产权问题提供了新的框架和有力的工具。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环境与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规范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显然是很不同的。比如，我们不能假定在转轨经济的环境中，产权有法律保护下的安全性。这就使得现有的模型和结论不能直接适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的分析工具不能用。它们不仅能用，而且非常有用。在我与合作者的研究中，我们就是使用了“不完备合同”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正是由201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特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来的。
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假定产权在根本上是不安全的，这现实地反映了中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特点。“不完备合同”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控制权配置问题。我们的核心想法是，在中国，在缺乏产权的法律保护情况下，产权安全性的实际程度取决于企业产权控制权的配置方式。因此，企业的*终收入索取权的安全性是由控制权的配置而内生确定的。这就导致不同所有制形态下企业行为的不同以及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的表现不同。我们刻画了三类所有制形态：国有、私有以及有地方政府参与的非国有非私有。特别是第三类企业所有制形态在中国非常普遍，尽管其具体形态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早期是集体所有制，是乡镇企业，后来是混合所有制等等。即便是今天的私有企业，在所有制上也不像发达经济体中的私有企业那样纯粹。
理论就是要从*简单、*少的假设出发，推导出可以检验的具有一般性的结论。同时，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必须要有证据的支持。我和我的合作者在上述问题的理论推导和为推导出的结论提供经验证据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研究（Che and Qian，1998；Jin and Qian，1998）。我们的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不仅与我们的一些直觉相一致，而且又深化了我们的直觉。比如，在对20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这些企业中，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企业的比例并非随机分布的，而是有规律的：它们与当地的若干环境变量相关，包括市场环境、国有企业份额、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力量等。反过来，这个比例与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呈直接显著的正相关。因此，作用于企业的激励和作用于政府的激励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严谨的理论与细致的证据相结合往往是一个学术研究令人信服的关键。
第三个方面是作用于政府和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中的一个共同问题——“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早是由科尔奈在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时提出的，对应于市场经济中的“硬预算约束”。他由此解释两种体制中的其他各种差别。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解释了计划经济中的特有现象，比如短缺，而且也为比较这两种体制的其他方面打开了新的思路。
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和激励理论为理解软预算约束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分析工具。德瓦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和马斯金*先用博弈论的方法为软预算约束问题建立了理论模型，揭示了软预算约束现象在本质上是博弈中的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问题（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比如，当贷款方发现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时候，仍然会有激励去提供再贷款，因为他事后理性地推断前面的损失是沉没成本，再贷款可以有利可图。所以贷款人事先做出的不给再贷款的承诺是不可信的。由于借贷人事先能够预计到此情况的发生，所以会非常理性地做出扭曲的决策，比如过度投资。这类不可信承诺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又在于政府垄断权力过大而陷入困境的“悖论”。从这里可以看到激励背后的制度根源。
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系统性地分析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在软预算约束下的激励扭曲，进而推断出许多在硬预算约束下不会发生和出现的结果。比如，我在用软预算约束解释短缺现象的研究中发现，在软预算约束对企业激励产生扭曲的情况下，用价格机制无法纠正资源配置中的扭曲，造成短缺是必然的。因此，在软预算约束下的价格无法起到在硬预算约束下能够起到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作用。而这个结论即使对于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政府而言也同样成立（Qian，1994）。
在我与许成钢的合作研究中，我们比较了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条件下经济中创新的不同特点（Qian and Xu，1998）。创新是一种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经济活动。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经济）并非完全不能创新，在某些领域（比如核能、航天）中，甚至可以领先，但是在其他多数领域（比如计算机、个人电脑）则很无效，尽管投入巨大。我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软预算约束条件和硬预算约束条件下内生的对创新项目的筛选淘汰机制，推导出具有小概率成功的创新在硬预算约束下更有可能实现，因为不成功的项目会很快被筛选掉；而在软预算约束下却很难实现，因为不成功的项目很难被淘汰，使得事先不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平行项目。
我与罗兰合作建立的模型研究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层关系中，不同权力配置导致的三方的激励问题（Qian and Roland，1998）。在有软预算约束的环境中，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增加政府支出的机会成本，所以可以减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后果，进而可以部分解决承诺的可信性问题。此外，中央政府对货币权力的集权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分权这一权力配置形式可以在减少通货膨胀的同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这就在一个模型中同时推导出前者的“竞争效果”和后者的“制衡效果”，而这两者是市场治理和组织治理中的两个根本机制。
四、学术研究的深层意义
对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的这些具体研究说明了怎样的一般性道理呢？它们说明了我们对制度、产权、所有制的研究，要放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放在具体的权力配置框架下，来探讨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对人的激励的影响。这些研究在理论创新层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识到在转轨经济中的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激励扭曲下，许多理论分析需要遵从“次优原理”（second-best principle）。“次优原理”为分析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中的很多问题打开了丰富的空间。
什么是“次优原理”？这要从“*优原理”（first-best principle）说起。它是指，在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这个扭曲就一定会提高效率，即是好事。同样，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增加一个扭曲一定会降低效率，即是坏事。这就是我们通常的直觉，也是我们通常分析问题的路径。我们在各种论坛上对改革问题的推断，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逻辑讲的。我们会先说某个扭曲不好，然后推论说减少这个扭曲的改革是必要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的，特别是在多个扭曲并存的情况下。
所谓“次优原理”，是指在存在多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一个扭曲未必提高效率，即未必是好事；相应的，在存在至少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增加另一个扭曲也未必降低效率，即未必是坏事。这里说的是可能性，具体结论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由于我们通常的直觉都是在没有扭曲或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我们*初不会有“次优原理”的直觉，从而就容易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上面讲到的企业激励问题。在产权安全的情况下，私有企业的效率是高的，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因更为复杂的代理人问题会造成更多扭曲。然而，如果是在现实经济中存在其他扭曲，譬如没有法治而导致产权不安全，那么纯粹的私有企业就会支付额外成本，以寻求对产权的保护。在完善的制度下，这是浪费的，但是在非完善的制度下，就有它的道理。因此，改革就有可能选择用一种扭曲去减少另一种扭曲，比如利用地方政府的权力来保护产权免受上一级政府的侵害，这就有可能提高效率。这是运用“次优原理”的一个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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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