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戴文葆是中国编辑学学科开创期的代表人物，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
2.《历代编辑列传》以编辑家为本位构筑编辑史，采用纪传体手法为从孔子到魏源等三十八位编辑家立传，彰显其编辑主体意识，用丰满的诸家人物个性和贡献，成就的是一部别具特色中国古代编辑史。
3.作者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其编辑史研究呈现出超越具体编辑形态的宏阔气度。
4.与同类著作相比，本书注重对编辑家人生经历的叙述，有效地将编辑家的经历与其编辑成就统一起来；认真分析每位人物的编辑思想与编辑体例的创新；将编辑工作作为文化传承的途径，从历代学术演进的大势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
《历代编辑列传》作者以编辑家为本位构筑编辑史，采用纪传体手法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从孔子到魏源等三十八位编辑家立传，述其编辑实践，论其编辑思想，剖析其所编辑作品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影响，归纳各自开创的编辑体例、编辑方法，梳理一脉相承的编辑理念和编辑传统，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编辑活动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社会有机网络中加以考察，辩证审视，科学透析，以求得出编辑活动历史的、本质的、客观的规律。
孔丘整理殷周文化的编辑工作
孔丘（前551年—前479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他也是我国第一位大编辑家。
古代官府贵族所垄断的诗书礼乐等类学问，是孔子最先普及地教授给民间，把为极少数人专有的官学，变成了向民间开放的私学。他开门办学，打破官府的垄断，才有百家之学。孔子是先秦诸子的先行者，诸子学的始倡者。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世传的诗书礼乐之学，把西周思想、典册文物等作为儒术而职业化，同时整理了殷周文化遗产，删诗书，定礼乐，整理典籍，编选为“六经”，传之后世。
六经，亦称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孔子当时为了教学所编的六种课本，包括三代以来、主要为殷周的历史文化遗产。诗、书、礼、乐是必须学习的科目。
学术界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和强调了孔子所做的整理编辑古代文献工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和《儒林传序》中，也认为孔子对古籍作了整理、删订和补充、阐释的工作。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他要教育学生，除以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德行教人外，还要整理、补充、编次、解释旧籍，作为教材。“六经”之称，不出于孔子，但古代典籍中的六艺，是商周文化的精华，经过世卿贵族和士阶层的传习授受，已呈散乱之象，到孔子从事教学活动时，古“六艺”庞杂繁乱，他便根据自己的理解体会，加以删简解说，成为他编辑加工整理后的“六艺”，用来教授学生。孔子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都说明孔子一生在这方面是下过很多功夫的。
《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对《诗》《书》所做的编辑工作是“论次”，“论”是讨论去取，“次”是编排篇目。当时礼乐崩坏，孔子对《礼》《乐》起而修之,使其免于沦亡。孔子读《易》而作《易传》，因《鲁春秋》而作《春秋》，属于诠释、改写性质。这六本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殷周文化原有的，孔子做了编辑加工。
孔子的编辑工作可以归结为，订礼乐，明旧章，删《诗》《书》，赞《易》道，修《春秋》，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编辑的宗旨是“垂世立教”。范文澜指出孔丘的编辑工作原则：
整理六经有三个准则：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
金景芳在《孔子与六经》一文中，指出孔子作《春秋》有几个特点：一、据鲁、亲周、故殷；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四、录内略外；五、常事不书；六、书其重者；七、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八、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春秋》应是孔子整理改编之作，以上八点是他改编的原则。
孔子首先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都在勤奋学习，提倡再思，发愤忘食，诲人不倦。教育与编辑是交叉而相邻的，编辑工作具有教育工作的深意。孔子也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位大编辑家。
战国时代编辑工作的发展
章实斋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战国前没有私人著作，《汉书·艺文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托。《论语》《孟子》《庄子》《左传》《国语》《公羊传》《穀梁传》《墨子》等，都是战国初期以至中期之作，其中所引书皆《诗》《书》政典，皆史书，无私家著作。
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各阶级的盛衰消长，经济利害的迥然不同，反映在思想界形成许多学派热烈辩论的局面，讲变法，尊后王，务耕战，与讲礼乐，法先王，行仁政相对抗，传统的是非标准开始动摇，思想大解放。
先秦诸子发表了许多文章，讲学时阐述了许多见解，游说中议论政治、经济，托古改今。其弟子、家属、追慕者等记录整理，使之流传于世，这些人做了编辑工作，没有留下姓名，我称他们为勤恳的无名氏，也是早期的编辑。
孔子的言论集《论语》，是若干片段的篇章汇编，编排不一定有什么含义，前后章之间也无多少关联。文字绝非出于一个人的手笔，而是成于很多人之手，其中有孔子的学生，有再传弟子。自唐朝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以为可能是由曾参的学生编定的。
《孟子》一书，除了有人认为孟轲自著外，还有人认为是孟子死后他的门人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共同记述编辑的。清人崔述甚至以为是“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
《管子》这部书的作者，学术界公认并非春秋时齐相管仲，而是杂家的汇集。郭沫若说：“《管子》书是一种杂烩，早就成为学者的公论了。那不仅不是管仲作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
《韩非子》大部分篇章成于韩非本人之手，也有别人的作品混入，甚至有像是战国末或秦汉间法术家的文章。最后编辑成书，这可能是汉朝刘向做的工作。
文章汪洋恣肆的《庄子》也有类似情况。学者以为内篇是庄子自作，外篇、杂篇是门人弟子的记录，或后来道家的依托。
“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出现，使私人著作产生，并趋向繁荣，《淮南子》认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时之弊，确是卓识。不过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凡所纂辑，率出于后来的人。学术门类、治学派别均有很大发展。同时出现了不少编辑和整理者，促进了编辑工作的发展。
《史记·魏公子传》说：“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这是集诸侯宾客所进兵法而题信陵君之名，其中就有一番编辑工作。
战国时代编辑工作最突出的成就，表现于《吕氏春秋》的成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其下注曰：“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所作。”吕不韦是严格掌握编辑体例的大主编。
从全书编辑体例上看，《吕氏春秋》在古籍中最有特色。书中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总为二十六卷。每纪又分五篇，每览分八篇，每论分六篇，故细分则为一百六十篇，另有《序意》一篇，依古籍体例，此篇当为全书自序，现今所存者为残文。今本《有始览》中佚失一篇。
在结构安排上也有考虑。十二纪中每纪的第一篇，同于《礼记》的《月令》，是按五行相生的系统来安排论述的顺序，含有“法天地”的用意，不过，子目中第一分篇的分题，均不能统摄其所属各分篇。八览，每览均有八篇，从立身治国，到为君为民，各篇内容颇有连贯，都讲有关社会人事方面的道理。至于六论，各篇颇类诸子书中的杂说，不想连贯，是司马迁所说的“集论”的意思。
全书各部分篇数都有一定，十分整齐。每篇立论，都讲一个或几个历史故事，史料价值很高，涉及战国时代各家各派的学术，却又保存着原来的分歧而不加齐同。前人指出，参加写书的人很多，“诸宾客非一人，所立非一家，所承非一派，所出非一词”“此而欲会于一，以考其成，岂不难哉！”编出这种书来很不容易的。清代学者汪中甚至将它看作后世类书的始祖。梁启超认为：“此史经二千年无残缺，无窜乱，且有高诱之佳注，实古书中之最完好而易读者。”
由于书出众手，书中舛误亦不少，高诱注加以纠举。《四库书目提要》也有评论。同一书中，篇名不应雷同，《有始览》第二分篇《应同》，旧作《名类》，清人毕沅校谓当作《召类》，而《恃君览》之第四分篇亦作《召类》。这都是集体编书所应注意之点。但这本书贯穿着“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的编辑方针，总政治目标在于达到“王治”。书中体现了为秦的统一事业提供理论素材的编辑思想，着重于研讨治国之体，达成王者之治。如果秦始皇与吕不韦不发生尖锐的冲突，吕氏政见得付之实施，秦统一后不至一世而亡，历史的面貌或将改观。
《吕氏春秋》的编次、结构，立论、行文，在先秦著述中最有特色，吕不韦在思想文化上有重大贡献，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大编辑家。
战国时代学术文化的繁荣，是由于社会发生大变革，文化教育挣脱了贵族的垄断，社会上涌现大量文学游说之士；各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一些官僚贵族也招贤养士。文学之士上说下教，著书立说，学术思想获得空前的发展，编辑工作也有很大的进步，不仅有哲理性的著作、叙事记言的史学名著，而且也有了散文和诗歌的杰作。这都更有利于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
两汉编辑工作的辉煌成就
从公元前206年起建立的两汉王朝，共历二十四帝，统治四百零六年，是我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武帝时成为亚洲最繁荣富强的多民族国家，和亚州各国建立了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西汉、东汉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都有重大贡献，编辑整理工作有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名著佳构，丰富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
汉代中央政府注意保存文献，聚书征书，设置皇家图书馆。刘邦入关中灭秦时，萧何注意收存秦藏图籍。汉初，“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惠帝时除秦挟书之令。文帝使晁错受《尚书》，置《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博士官。武帝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其后成帝、哀帝时都注意搜求遗书，总结先秦文化。东汉开国即着手征书，光武关怀采求阙文，明帝、安帝、顺帝时都曾下诏整理古籍。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先秦古籍，主要是靠汉朝中央政府征集、保存，并派学者专家审订、校勘、编辑而流传下来。汉代还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设置馆阁藏书创了先例。
汉代的编辑工作很值得重视，为后来编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榜样。刘邦虽属无赖，儒冠置溺，他为了稳定封建统治，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新语》中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这体现了编辑撰著工作揭示历史教训，以供治国参考的政治作用。
汉武帝时政治的发展，提出了“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的要求，这就要求整理古今历史，说明当代社会状况及其由来。太史令司马谈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开始了这项繁重的编辑工作。其子司马迁继续其未完成的任务，于太初元年（前104）开始撰修《史记》，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密的历史著作，创造了历史书籍的纪传体的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范本。
司马迁实际上也是一位大编辑家，他利用、概括了大量的经过选择的历史资料，在编辑体例、写作方法上都精心考虑。《史记》的八书、十表的结构义例，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最能表现司马迁是一位杰出的编辑整理工作者。他大量利用了载籍和档案，对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考辨，并亲身实地考察，采集见闻，推敲判断，在纪、传、书、表中皆蕴含编辑的深义远神，显示了司马迁将史学家与编辑家完美地结合于一身的才能。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虽是因袭《史记》的体裁，但更为严密。《汉书》的《百官公卿》《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史记》的《表》《书》中所没有的。其中《艺文志》系取刘歆的《七略》，删其浮冗，录其指要，以备篇籍，提示了一种编辑方法。据说其妹班昭续编八《表》，如确实，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编辑家。
我国字书词典的编辑工作，起源于两汉。成书于汉初的《尔雅》，是第一部训诂词典，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至唐宋时列为“十三经”之一。扬雄编辑的《方言》，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方言词典。许慎编辑的《说文解字》，自创体例，分类归部，收字9353个，按照他所理解的“六书”条例来说明文字意义，分析形体构造，是我国第一部字典。汉末刘熙编的《释名》，体例仿《尔雅》，而专用音训，以音同音近的字解释意义，推究事物命名的由来，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音训词典。这都为后代字典、词典的编辑奠定了基础，尤其是部首分类法的发明，作为查字的依据，在后世的编辑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实用的书籍，按汉字部首和笔画来编排和查检。
西汉刘向（前77—前6）、刘歆（约前53—23）父子，致力于编订先秦典籍，全面考虑了编书的义例和方法，奠定了目录校勘学的始基，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我国古代功绩卓越的大编辑家。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而由刘向总领其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刘向去世后，哀帝使其子歆继承父业。刘氏父子对于整理、保存、光大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现代意义的笔和纸还未出现，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他们在皇家图书馆中，利用宫中和官府的藏书，广采众本，校勘文字，审定篇目，酌立书名，并以撰写叙录提要的形式介绍著者，叙述源流，总评该书学术价值。他们编辑了综合性的分类目录，著录了数万卷图书。刘向编写的《别录》，既是汉代皇家图书馆藏书的总目提要，又是殷周以至西汉末年所有图书文化遗产的综合性记录。刘歆总括群篇，撮其指要，在《别录》的基础上编著了《七略》。这两种书都是揭示内容，阐述源流，评介作者，只是对图书的分类不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就是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
刘氏父子及其同事专家们细密繁重的编辑整理校雠工作，对于保存先秦古籍，发扬前哲思想，总结古代文化，推动学术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大规模的长期的编辑工作，在与之同时代的罗马共和国和早期帝国时代，都没有过，可以认为在世界文化史占有光辉的地位。刘向在编辑工作中开创性的成就，和他对培养人才、奖拔青年的注意，值得特别称道。班固对刘向的业绩推崇备至，把他看作是孔子、孟子、荀卿、司马迁的后继者，说“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刘氏父子的评价最值得注意。他说：
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
《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两汉是我国编辑工作史上辉煌的时代，不但保存和整理编定了先秦古籍，而且向我国古典文明宝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著。
魏晋南北朝编辑工作的贡献
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比较发达，私家修史之风很盛，不过一般缺乏思想性。史料价值较高的是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和沈约的《宋书》。郡书、地记发达，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常璩的《华阳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注，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诗、文、小说和文学批评都有重要发展。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评论各种文章的体裁和特点，指出作者气质决定作品风格；陆机的《文赋》“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分析文风嬗变和各种文体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钟嵘的《诗品》，论诗主张“翰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还论述了诗体源流，历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及成就。这在客观上对后世编辑评稿工作颇有影响。
这个时期的编辑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选本的编辑，类书的出现，佛教文献的汇集，科学著作的编撰。
文学作品的积累，文学批评的发展，促进了作品选本的编辑。刘义庆（403—444）编纂的《世说新语》，是士族玄谈的产物，反映了魏晋时期士族的思想言论和生活作风。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根据当时的文学观点，提出了取舍标准，收录了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一百三十多位知名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七百多篇，题名《文选》。后来徐陵编成了一部由汉到南朝的以妇女为主题的诗选《玉台新咏》。鲁迅在《选本》一文中说：“至今仍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
类书的体制，起于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220）诏命王象、刘邵、缪袭等编辑《皇览》。梁武帝萧衍敕修《寿光书苑》《华林遍略》两部类书。北齐后主高纬诏修《修文殿御览》，颜之推、萧放、萧毅、阳休之、薛道衡等北朝有实学的人几乎都参加撰录。这都启发了后日封建王朝集中人才大规模地编辑类书或其他书籍，以示文治之盛。
南朝士族中很多人笃信佛教，多持孔、老、释殊途同归之说，帝主贵族与僧侣唱和，佛经的译本广泛流通，大乘“般若”学得到迅速传布。梁沙门释僧祐（445—518）造立经藏，撰制经录，编辑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为我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其中目录部分系依据东晋时佛教学者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加以考订增补而成。在编辑体例上与一般目录书只有一种方式不同，祐录有缘记、名录、经序和列传四种方式，保存了古代译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为后世学人所珍视。他还编了《弘明集》，是研究这个时期佛教史和其他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
科学著作的编撰，说明学术文化比秦汉时期又有所进步，特别在农学、算学和医学方面，成就突出。北魏末年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他在自序中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内容甚为丰富。贾思勰既有实践经验，又极为博学，他用功勤苦，著书十卷九十二篇，引用书籍多至一百五六十种。有些古书，如《记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主要由于他的征引才得以部分留传下来。他在序言中说明编写此书时，“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显然是将丰富的书本文献资料，同农民的生产经验相结合，并以自己的实践相验证。这样的指导思想和编撰方法增强了《齐民要术》的科学价值。魏晋之际，刘徽注《九章算术》，并著《海岛算经》。圆周率的计算，是我国古代算学发展的标志。刘徽提供了计算圆周率的方法，他已掌握了类似现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算出圆周率为3.14。此后有佚名的《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甄鸾的《五经算术》等书，都对算学有所发明。到宋齐之际，祖冲之求出圆周率的6位准确数值；在他之后将近一千年，才有人求出16位准确数值。他著的《缀术》一书久已失传。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编辑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并集中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写成一部《脉经》。东晋陶弘景的《本草集注》著录了七百多种本草药物，比汉代《神农本草》多出一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汉开唐的过渡时代，也是战国以来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战乱频仍，民族斗争残酷，人民遭受无限痛苦，但也发生各族大融合，生产知识有进步，编辑工作中也有值得纪念的成就。
序
前言
孔 丘
吕不韦
刘 安
刘 向
刘 歆
班 昭
许 慎
刘义庆
萧 统
徐 陵
颜之推
僧 祐
欧阳询
房玄龄
刘知几
吴 兢
杜 佑
赵崇祚
李 昉
欧阳修
司马光
李 焘
朱 熹
袁 枢
元好问
欧阳玄
王 祯
解 缙
徐光启
冯梦龙
陈子龙
顾炎武
黄宗羲
方 苞
姚 鼐
纪 昀
章学诚
魏 源
关于中国编辑史的二三问题
代后记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刚进中华书局的新编辑往往希望见到周振甫，刚进三联书店的新编辑希望见到戴文葆，刚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编辑盼望见到秦兆阳、绿原等。很多新编辑往往希望能见到自己心仪已久的编辑名家，也许其中有好奇的成分，可更多还是对自己的出版社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对自己职业的自尊自重，对出版社优良传统的致敬。
——聂震宁
老戴的演讲还是认认真真听了的，和大家一样佩服他的博学。从孔夫子、司马迁、刘向讲到魏源、曾国藩、梁启超，所有的大学问家差不多都是大编辑家，材料摆在这里，事实就是如此。很看得出，老戴是在为全行业同人操心出力。
——钟叔河
我为什么 1954年三四月一进人民出版社后不久，就第一个认识并特别尊敬戴文葆呢？原因是很简单的。我看了他两回审稿意见，令我非常吃惊和钦佩。意见长长的，有学术根据，措辞谦逊，文辞简洁扼要，全部基本楷书，如有错字，不是划掉另写，而是另写一字或数字贴在上面，像考进士一样认真。我大惊：虽觉得近于迂，但觉一个人做事认真负责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折服。……我无学识，但很佩服有学问的人。因此，此后我实际上是以师事戴的。
——曾彦修
三联编辑室就是陈原当主任，戴文葆当副主任。陈原不在的时候，就是“戴文葆代”。……戴公很受重用。他能说呀，他非常能说，而且古今中外都通。当时的出版社里，一个陈原，一个戴公，都很能说。他当然还说不过陈原，可是已经是非常有能耐的了。
——沈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