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暇的性质与功能 》
一、熟人社会中的闲暇
中西方社会都有悠久的闲暇文化传统，并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都强调人们在闲暇中可以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其方式就是在宁静状态下的沉思。这种观念几乎构成了休闲学研究的核心观点，他们将“闲暇”视为一种对现有社会的否定方式，认为个人只有在与社会保持足够距离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宁静的生活状态，才能找回精神家园，获得美好的人生意义。
过于强调中西方闲暇文化的一致性，反而无法理解熟人社会中农民闲暇生活的真正内涵。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闲暇观念基本上是古希腊和基督教传统的延续。作为古希腊（zui）著名的哲学家和休闲学研究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集中反映了古希腊传统的闲暇观念，在他看来，闲暇中的休养娱乐并不是真正的愉快与幸福的源泉，沉思才是（zui）好的并且是（zui）神圣的休闲活动，人只有在沉思中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进而引导自己选择符合道德的行为，这些行为反过来引导出真正的愉快和幸福。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似的是，基督教教义也指导人们在休闲中感受到上帝的存在。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认为休闲有3个特征： 第1，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第2，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3，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他人、社会乃至自然的存在对个体本性的实现都是否定性的，是外在的障碍，个体要实现自我的意义，就要摒除这些外在束缚，获得精神层面的宁静，在纯粹隔绝和孤独的状态中体验生命意义，也就是说，闲暇的真正意义在于发现、体悟个体自我与某个外在客观规律或者上帝之间的本体关联，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个体暂时性地隔断与社会的关联。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强调个人修养中的“静”，比如“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等，但这种“静”却并非西方那种隔绝万物关联的孤独式的静，恰恰相反，它强调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通过无限扩大自我、超越自我而达成，所谓“参天地”“民吾同胞吾物与也”。这反映了中国人追求生命意义的实现方式，非但不是要割裂社会关系，而是要深度融入社会之中，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宇宙万物的本体关联中超越个体的小我。
因此，闲暇服从于这种实现生命意义的本质要求，非但不是要获得一种隔绝于世的孤独感，反而是要融入这个世界，在与他人、与社会“同在”的状态中体验生活的美好。
对于世代生存于村落熟人社会中的农民来说，他们不可能像文人士大夫那样纵情山水与琴棋书画为伴，寻求天人合一式的闲暇体验，但在根本逻辑上却是一致的，只不过农民只能将他们的闲暇生活限定在有限的生活场域中，同有限的人与物相交融。熟人社会中的闲暇首先是与生产无法完全割裂的，劳动既是一种生存手段，也建立了农民与土地、庄稼甚至牲畜的生命关联，对农民来说，土地等生产资料并非纯然的工具，更没有“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它们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义，闲暇时间到自家地头上走一走、坐一坐，看看庄稼的成长，闻闻青草和麦香，体会到的是劳动带来的充实，收获孕育的希望，这一切都是生命的肯定性力量。其次，闲暇创造了融入村庄的机会，如果说忙碌的农作不得不将人们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庭的话，那么闲下来就是走出家门与他人在一起的好机会。无论是街头巷尾、小河畔大树旁，还是私人的小院、公用的祠堂，都是闲暇生活的好场所，也无论是茶余饭后的小憩还是重大节日的庆祝，都是闲暇生活的好时间，零零碎碎的时间、不拘一格的空间，农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修养身心、联络情感，获得作为村庄一员的资格，体验作为村庄一员的价值。熟人社会中的闲暇有嬉笑怒骂，有爱恨情仇，但归根结底始终生产着全体村民共同在场的“当地感”，传承着村落集体记忆汇成的“历史感”，唯其如此，农民才能获得本体性的安全感，他们是有根的，他们不是孤独的。
如果说西方人通过在闲暇中让自己宁静下来体验神的存在而感知生命意义，圣人通过在闲暇中让自己宁静下来体验万物一体天人合一而感知生命意义，那么，农民则是在闲暇中让自己走出家门体验“我们”“在一起”而感知生命意义，农民的“闲”并不一定是“宁静”的，热热闹闹的“闲”反而更能获得存在的肯定性。
二、闲暇的三重功能
农民从闲暇生活中可以获得三方面的功能满足，即身心放松、人际沟通和价值体验。
身心放松是闲暇的基本功能，尤其是娱乐性闲暇生活的主要功能。农民的娱乐生活包括日常性和节日性两类，日常性的娱乐活动散布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随着农作强度和方式变迁，日常性的娱乐活动时间日益增加，节日性的娱乐活动则依据农作节气和生命仪礼的分布规律安排。农民的日常性娱乐活动历来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聚会和游戏两种形式，聚会形式主要有村庄公共场所的聊天、私人之间的串门、宴请等，一般每个村庄都有固定的公共聚会场所，比如村内主干街道的交叉路口、公共水井、村庄外围的桥头河畔等，有的村庄还有土地庙、祠堂、茶馆等，一切便于村民聚集的场所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人民茶余饭后聚在一起聊天的地方。公共场所的聊天其实活动很多，有的在一起“喷锅”“摆龙门阵”，有的则边哄小孩边做一些零碎活计，村民在一起沟通村庄内外信息，分享各自的生活见闻，那些互相传递的逸闻趣事既可以开阔眼界，也平添了生活的乐趣。
总之，只要聚在一起，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总能暂时性地从紧张艰难的生活节奏中释放出来，纾解情绪，放松身心。公共场所的聚会是开放性的，每个人既有自己的习惯和偏好，也可以随意加入或退出，私人之间的串门和宴请则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它取决于双方日常关系的亲密程度，与至交好友或知心姐妹的串门聊天、喝酒吃饭，往往可以获得比公共场所聚会更加深刻的放松，毕竟许多私密性的爱恨情仇更适合通过这种方式与人分享、请人分解。农民的游戏是很简单的，对于成年人来说，主要的游戏方式不外乎打牌，儿童的游戏形式则要多一些，成年人的游戏在娱乐性上更为纯粹，儿童的游戏则总蕴含着社会教化的内容，成年人必须与之保持距离。作为娱乐活动的打牌本来是极其低成本的，成本低才便于吸纳更多的人加入和消磨更长的时间，比如泉村妇女们早年喜欢的纸牌游戏，即使玩上一整天所需也不过几元钱，输赢之间虽然会影响心情，但总是可控的，只是在近年来才出现日益赌博化的趋势。节日性的娱乐活动既有家庭内的，也有家际之间的，还有一些属于集体性的，家庭内的聚会活动获得的是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情感体验，家际之间的走动宴请等则是这种情感的分享与传递，集体性的舞龙灯、唱社戏等活动，则制造了更加浓烈、更大范围的欢快气氛。农民获得身心放松的娱乐活动与文人士大夫的不同在于，后者可以通过琴棋书画、种花养鸟等比较个体化的方式放松身心，农民则更多地选择社会性的方式，无论是日常性的聚会游戏还是节日性的集体活动，憋在家里是体验不到那种“在一起”的充实和放松的。
人际沟通既是闲暇的基本功能，又是其基本方式。对农民来说，“闲下来”就意味着要“走出去”，参与到村庄内外的社会交往中去，暂时性中断社会交往的（wei yi ）正当理由就是“太忙了”，如果一个人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却只是待在家里，学文人、士大夫那样侍弄花草，那他在村民眼中就不是个合格的“人”，是个“死门子”。农民的一切闲暇生活几乎都具有人际沟通的功能，上文所讲的娱乐性生活如此，下文将要论述的民间性生活也如此，主要承担此项功能的闲暇生活方式是交往性的，它也包括两类：日常性交往和仪式性交往。日常性交往的（zui）主要形式是串门，仪式性交往的（zui）主要形式人情往来。在传统的村落熟人社会中，串门几乎是不受时空条件约束的，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到任何家庭去串门，这就是村庄内部的开放性，不过具体实践起来，串哪家的门、何时去串门、串门做什么，则是受约束的，因为它表征着双方的关系亲密程度，在几乎没有秘密的熟人社会中，串门的频次和范围是人们品评一个人社会交往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是其人缘好坏的外在表现之一。与串门相比，仪式性交往则要正式和严肃得多，并且受村庄社会规范的约束比较重，从一定意义上讲，仪式性交往在村庄内具有公共性的意义，它不只是私人之间的事情。仪式性交往基本等同于人情往来，农民说的“赶人情”“随礼”都属于这个范畴。仪式性体现在其交往缘由比较正式，一般集中在重大的生命仪礼和节庆时刻，比如红白喜事、各类节日、建房祝寿等，这时农民并不一定正值农闲，却要尽量强制性地中断生产活动，这种“忙里偷闲”正体现了农民对人际沟通的重视。
价值体验是闲暇在人的精神层面发挥的功能，“价值”的内涵非常多，涉及贺雪峰所讲的三层价值的全部类型，娱乐生活和交往生活中均可以获得价值体验，不过，更典型的闲暇生活方式则是民间性生活。中国农民的民间生活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民间生活，在后者那里，民间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中断和否定，人只有进入特定的空间以特定的方式和特定的精神状态才能摆脱现实生活的桎梏，实现与上帝的沟通，其终极结果就是通过死亡—救赎这种方式彻底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终止、否定和超越，因此，在基督教传统中通过安排礼拜日这类仪式活动，实际上就是强制性地要求人们“闲”下来重建与上帝的精神关联。中国农民的民间生活并非是对现实生活的否定，相反它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民间生活的形式就不是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与某个外在的神沟通，而是在人与人、人与祖先的具有现实性的关联中体验生命的超越意义，因此，那些涉及民间生活的生命仪礼和节日安排就与基督教的礼拜日不同，这些民间活动非但不是“宁静的沉思”，反而比日常生活更加热烈，即使像祭祖扫墓这类庄重肃穆的活动也总少不了聚会、社戏等娱乐庆祝。在这些民间生活中，农民通过中断日常生活，慎终追远，缅怀和告慰祖先，祈祷祖先神灵保佑生者的生活幸福，体验生命有限通过血脉关联起来的无限绵延感，获得他们的本体性价值体验。同时，通过生者的聚会，人们也可以从中获得生活的满足感、他人评价带来的社会荣耀感等社会性价值体验。
娱乐生活、交往生活和民间生活的功能性是互相交叉的，娱乐生活和民间生活都具有人际沟通的功能，交往生活中也具有身心放松和价值体验的功能，农民甚至直接将参加某些仪式活动称为“凑热闹”，“热闹”既来自仪式本身，更来自“我们”共同在场的群体性氛围。以农村的基督教仪式为例，大多数农民对其宗教活动的理解都是基于“身心放松”和“人际沟通”的功能需求，礼拜活动变成了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难得的聚会时机，他们聚到一起聊聊天、唱唱歌（即唱圣歌）要比闷在家里好得多，绝大多数参加这种活动的老年人都是冲着这两点去的，不过，这种宗教活动却不能满足农民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民间生活同样是身心放松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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