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怡然，经济学博士，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主持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浙江省社科基金、浙江省自科基金等多项省部级及以上课题。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学术月刊》《中国人口科学》《中国农村经济》《世界经济文汇》等学术刊物，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或观点摘编。研究成果获得包括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温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青年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三等奖等多个奖项。

本书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背景，研究在空间力量作用下的人力资本集聚与积累的规律，并研究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效率。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城市，尤其是优势地区的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人力资本集聚的方向和实现人力资本积累蕞大化效果的地方是一致的。最终，本书提出，应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让劳动力自由选择在哪里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蕞大化效果，从而在宏观层面上更有效地提升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质量，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集聚中积累，兼顾效率与公平，使中国迈向人力资本大国。

这本书以人力资源特别是教育为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秉承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左手揭示政治经济学因素对于人力资源配置和回报的影响，右手强调现代经济空间集聚所伴随的人力资源高效利用。左手右手，缺一不可，是为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主旨。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大国大城》作者

对历史上的人力资本尤其是高技能人力资本进行测量和统计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幸运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历史上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机会。中国从隋唐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等四个阶段的考试，层层选拔，竞争相当激烈，进士是最后胜出的佼佼者。科举考试内容除了四书五经，还涉及很多自然科学、玄学、星相学等，科举考试中胜出的进士，除了能读擅写外，还通晓经典，具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修养，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人群（Elman，2000；2013）。虽然中国历史上全国性的人口统计很少记录人力资本状况，很难从已有的人口数据中得到类似于识字率 这样的衡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数据，但是，有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的人的相关信息。特别是明清时期，政府对各科进士的籍贯做了详细记录，覆盖到全国，详细到州县，我们据此手工整理出了明清两朝进士人数的城市级数据。

表7-1报告了240个城市进士数量的描述统计。清朝科举的总进士数略高于明朝，但从分布的离散程度看两个朝代具有共同的特点，即进士数量的空间分布不均匀程度都较高，明朝进士最多的城市有900个进士，清朝进士数量最多的城市有925个进士，而一些城市历史上的进士数量为零。从明清朝的进士数量空间分布图（图7-1）来看，历史上城市间的人力资本分布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均匀格局，即使政府为了均匀分布各地的进士数量在科举录取额上给予落后地区一定的优惠政策（刘希伟，2013；李世愉，2013），这种不均匀分布格局从明朝到清朝的几百年时间内基本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具体而言，明朝以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进士数量多于其他地区，清朝以北京、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进士数量占较大优势。当计算明清两朝城市进士数量的相关系数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这说明，明朝进士数量多的地方到了清朝其进士数量依然较多，明朝进士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清朝基本上被延续下来。明清两朝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两朝的城市进士数量的平均数分别为97.367人和101.096，两朝进士数量的标准差分别是139.28人和140.33人，均超过其平均数，且两朝间标准差差距只有1人，说明随着朝代的更替和时间的推移，清朝的城市间人力资本分布并没有表现出比明朝更加集聚的状态。这可能与明清朝的人口流动状况相关，在明清两朝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农耕移民、逃荒、避难，未见大规模的“文人”群体迁移（曹树基等，1997）。 

第一章 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本集聚与积累

第二章 中国人力资本集聚的空间特征

第三章 农村教育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 错位的农民工培训需求与供给

第五章 人力资本的负向积累：移民的健康损耗

第六章 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影响人力资本集聚？

第七章 行政干预下的城市人力资本积累与集聚

第八章 迈向人力资本大国之路——在集聚中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