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昌弘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专攻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及性别论。擅长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亲子、夫妻和恋人等社会关系。他着眼于1990年代末急剧变化的日本社会，将大部分日本年轻人失去希望的社会状况命名为“希望格差社会”，并成为“格差社会论”的先行者之一。主要著作包括《低生育陷阱》《希望格差社会》《“婚活”时代》《家庭难民》等。

第一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

第一节 成为世界“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对策

低出生率的长期化

日本自进入平成时代（始于1989年1月8日）以来，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在1.6以下的状态已持续30多年（即便是1.5以下也已有25年之久）。
总和生育率原本是人口学的专有名词，但现在已成为被人们普遍使用的一个流行词。该词被用于表示“每个女性在育龄期间所生育的子女的平均数”。
若总和生育率超过2.07，则人口增长，若低于2.07，则人口减少。
在一个平均寿命稳定且没有移民的国家，若女性一生中至少生育一个女孩且后者能长大到成年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人口基本保持稳定（我们将女性一生中生育女孩的平均数称为“总再生产率”）。这种状态下的人口被称为静止人口。
从生物学角度看，由于人类中出生的男性要稍多一些（若女性为1人，则男性约为1.05人），因此静止人口下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略超2的非整数数字。
若总和生育率低于1.6的状态持续30年，则人口减少，老龄化率上升（参照图表1、图表2）。由于移民及长寿的作用，一般认为日本的人口减少现象实际上是从2008年左右开始的（参照图表3）。
两代人之间的年龄差（父母与子女的平均年龄差）大约是30岁。若总和生育率是在30年前（1990年）开始出现严重下降的，那么那时出生的人在2015年则已达到25岁。出生率低的那一代已经到了生育及育儿期。
至2020年4月的现在（本书执笔之时），也依然看不到恢复的迹象。2018年日本的出生人口为91.8万人，死亡人口为136.2万人，两者相减，人口约减少了44.4万人（除去移民的流入和流出）。
到2019年，据当时的推算，日本的出生人口为86.4万人，死亡人口为137.6万人，两者相减，人口减少51.2万人，可见人口减少正在加速发展（确定值将在2020年9月发布）。
若这样下去，2019年出生的孩子到30年后的育龄期时，出生人数将会下降至60万人左右（从图表2可以看出，1990年之后，出生人口是按其30年前出生人口的7成左右在推移）。

成为“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对策—日本是乐观之国？

作为家庭社会学学者，我时常接到一些外国研究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新闻工作者关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咨询，也多次受邀参加海外的一些学会或大学的研究会，以及面向大众的演讲会。可以说，讲述日本少子化现状的机会正在不断增多。
最近，来自中国、韩国等东亚各国的垂询比欧美要多些。很多关于少子化的著作也接二连三地被翻译成了中文或韩文。

欧美，尤其是西北欧的研究人员以及新闻工作者向我问道：“为何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少子化对策？”
的确，像法国和瑞典等西北欧国家，在1980年左右出生率大大跌破了2，降至1.6左右。但由于政府在那之后实施了少子化对策，虽然有点上下浮动，但到2015年时，出生率已经分别恢复到了1.92（法国）和1.85（瑞典）。
另一方面，像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虽然与日本一样，低出生率一直在持续，但由于接纳了大量移民，而使得人口没有减少（意大利自2016年开始出现人口减少）。
不过，由于有欧盟这样庞大的框架组织存在，在劳动力这一方面，人口问题并不占很大比重。因为在欧盟内部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若本国劳动力不足，则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可以流入（在欧盟，来自成员国以外的移民反倒成了一个重要
问题）。
另外，像美国和英国，由于本来出生率就高，加上接纳了大量移民，所以无须担心人口减少的问题。尤其是美国，人口在大量增长。1980年，美国人口约为2亿2762万人，不到日本人口的2倍。然而，到2019年时，美国人口几乎达到日本人口的2.6倍，约为3亿2927万人。在日本人口几乎没有增长的约40年间，美国则增长了1亿以上的人口。
正如图表5所示，欧美国家近39年内的人口增长率都在15%以上，而日本只有近10%的低增长率，甚至近些年来已经开始出现人口减少的现象。
这不可能不影响到实体经济。
若让欧美有识之士对此发表意见的话，那他们会说：早在30多年前，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就已经在发展，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恢复出生率。不仅如此，日本似乎也没有接纳移民的意愿。劳动力不足以及老龄化可能会给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带来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吧。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国家呀。

“如何不重蹈日本之覆辙？”—亚洲各国的关心

另一方面，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人则会问：“如何才能避免出现日本那样的情况？”近些年来，这些国家的出生率在急剧下降，出生率比日本还低的国家也不少。在中国，自1979年以来持续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2016年得到缓和，政府开始逐步放开二胎，甚至三胎的限制。但是，有报告显示出生率并没有得到恢复。
不过，这些亚洲国家的少子化现象变得严重的情况是最近才出现的。日本的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为28.4%（2019年厚生劳动省推算），位列世界第一，而其他亚洲国家尚处于15%以下（2015年……中国9.6%、韩国13.1%、新加坡11.7%）。若从现在开始采取对策的话，我想应该可以避免出现日本那样的人口减少问题，也就可以避免出现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率。
亚洲各国的政府相关人员以及媒体工作者，都比较关心日本少子化对策未能奏效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日本作为一种反面教材来看待。他们找我咨询，是为了探索一种可能性，以避免像日本那样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

我认为，日本的少子化与欧美的少子化，其情形以及产生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详细说明［这一点在“不婚化”问题上也有同样体现，可参见我之前的著作《不需要结婚的社会》（朝日新书，2019）］。
与此相对，亚洲各国的少子化问题则与日本有着很多的共同点。
例如，在未婚者中，大部分人即便长大成人后也不独立生活，而是继续与父母同住。我在1997年将此命名为“单身寄生族”，并在1999年出版了相关书籍（《单身寄生族时代》，筑摩新书）。该书出版后不久，陆续于2000年被译为中文、2003年被译为韩文。
此外，描写结婚难状况的《“婚活”时代》（Discover携书，2008，与白河桃子合著），也在翌年被译为中文。最近，我的书在韩国和中国的销量似乎要比在日本更好。
另外，与日本一样，在韩国和中国，因同居或婚外恋而出生的人口非常少（婚外子女的比率，日本为2.3%、韩国为1.9%，2016年），但在欧美，由非婚女性生出的孩子的比率较高，比率超过50%的国家（法国、瑞典等）也比较多（这将在第四章中再次涉及）。这种差异是因为，在亚洲各国中，必须结婚后才能同居的观念非常强。
说实话，本书的精华部分是以2018年受中国社科院这一政府机构的委托而实施的调查报告为基础的。那份报告已先于本书在中国出版了（2019年）。

像这样，“从海外来看”，日本在认识到出生率下降这一现实以来的30年间（即整个平成年间），并未采取有效对策，而是放任少子化发展，使得低出生率长期持续，人口开始减少，世界第一的老龄化持续发展，甚至让人们对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担忧。
那么，日本为什么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少子化对策呢？
笔者将在本书中对其原因进行考察和验证。
首先，我们来回顾并考察一下少子化的相关认识和对策的历史。

序——“不愿让孩子受苦”的日本人

第一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
第一节 成为世界“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对策
第二节 日本“少子化对策失败”的经过
第二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失败”的原因
第一节 是谁改变了日本的出生率？
第二节 关于少子化直接原因的“误解和错误”
第三章 “欧美中心主义思想”的陷阱
第一节 欧美中心主义思想
第二节 欧美各国少子化的特征
第三节 适用欧美模式的陷阱——欧美有而日本没有的
第四章 “规避风险”和“重视体面”的日本社会
第一节 “生涯生活设计”+“风险规避意识”
第二节 体面意识——“想避免别人对自己负面评价”的意识
第三节 强烈的育儿压力——不愿让孩子受苦
第五章 在日本能否形成有效的少子化对策
第一节 日本少子化现象的根本
第二节 日本少子化进展概括
第三节 何为有效的少子化对策

跋——“新冠后”的家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