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气论思想新探》：
依前所述，人类万有根源于“道”，也就是由“精气”“形气”的聚散组合而形成，“道”同时也是万有变化发展的法则，藏于“气”中，通过万物的变化展现出来，“遍流万物而不变”（《心术上》），“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内业》）。所以，在描述和解释世界万有的生成和运动变化时，《管子》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宇宙图式：万有依“道”而生、依“道”而成，最后归于道。依“道”而生，指的是“道”为宇宙万有的本原，是万有之所从来；依“道”而成，则指万物之所以然，是一种法则，万有的生长变化皆依赖它；最后归于道，则是因为“精气”即是“道”，万有之形成源于“气”之聚散，“气”聚而为物，“气”散还为“气”，归于“道”，是所谓“化不易气”（《内业》）。而人类虽也属于万有大化流行之一环，只是由于心之“思”的功能而成了相对特殊的存在，即能够捕捉和认识天地大化流行的神妙变化，并将之运用到人类自身。这本身也是贯彻黄老之学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
人类是如何体察“天道”如何在“天地之大用”下与万物并存共荣以发展自己的？首先，所谓“天道”，《白心》有云：“天之道，虚无其形”，指的是“天道”之流行是自然而然无法触摸的。关于“天道”一词.或者是“天之道”“天地之道”，《管子》一书中出现过30多次，这在先秦文献中高居首位。如《形势》中说：“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泽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意即掌握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虽然成功也不能保持。已经得到“道”的，往往不觉察自己是怎样做的；已经成功了，往往又不觉察“道”是怎样离开的。就好像隐藏起来而没有形体，这就是“天道”。可见，“天之道”即是万物产生、生长之所以然，是“万物以生、万物以成”的法则。其次，人类如何可能体悟“天道”以明人事。理由有三：其一，人类与其他万有皆有着“气”这一共同的物质基础，天人尚可合一，“人与天调”（《五行》），何况“推天道明人事”；其二，人心有着“思”的功能，道心人心可相通，“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其三，考察《管子》作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外乎二者：一是身为齐国贵族智囊团的稷下先生们正是要法天象地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好为爱护他们的齐国统治者尽一份力；二是出于学术需要，则自然应是有意义有用为学术之首要目标，而且还要通过一定的语言和形式表达出来，所谓有意义有用即是对国家社会政治，起码也是对自身有用，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其最后成书的动机都是“明人事”。所以当我们看《白心》所说之“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时，其表露的不仅仅是自然现象，而是透过自然现象表现出自然规律，而这些规律在人类身上同样适合，于是就成了我们要学习和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依此规律总结制定出适应人类的行为法则，只有如此，人类才能活得更好，反之则必受其害，“其功顺天者助之，其功逆天者违之。天之所助也，虽小必大；天之所违也，虽成必败，故顺天者其功，逆天者其凶”（《形势》）。
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现象世界错综复杂，其所透露的规律未必都适应人类，如何分辨呢？这个问题即是该如何理解“去善之言，为善之事……效夫天地之纪”（《白心》）之“效夫天地之纪”。有两个解释：第一，解释成效法天地之自然运行的法则；第二，解释成以天地之运行所展现出来的法则来征验天的行事原则，从而体会“天道”之自然并进一步还原到人身上去体会“人道”之自然。还以“日极则仄，月满则亏”为例。“极则仄”“满则亏”，这确实是不变的事实，然也同样可以理解为“仄则极”“亏则满”，这是两个相反却都成立的事实。如果按照效法天地之运行法则来解释的话就会陷入困境：是效法“日极则仄，月满则亏”还是效法“日仄则极，月亏则满”呢？“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是一成不变的规律吗？“日极则仄，月满则亏”与“日仄则极，月亏则满”之间是怎样的变化？这将势必陷入循环往复的“正确”中，甚至是局限地机械地教条主义，因为无论怎么做都是正确的：做错了上天警示而循天道任其发展就会做对了，做对了就会面对要做错的危险，但做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做对了……这种循环无疑失去了约束君主、警示民众的作用了，甚至有陷入某种宿命论的倾向，以至于遵循所谓“天道”而迷失了人类自己，产生了迷信或是神秘主义倾向，这就从理论上更从实际上否定了人们的认识作用和主观能动性，得出了任何经验和认识都不可能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榜样和指导，而只知道消极的等待命运的安排、归宿于上帝的怀抱中。所以，应该按照第二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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