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亚楼》是严歌苓写作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散文合集，记述了严歌苓生活和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点滴故事。
这部散文集是严歌苓对自己过往岁月的追怀以及人生经历的剪影，主要包括她青年时代在国外的求学经历、与丈夫之间的爱情、父母的情感追忆以及与朋友的趣事见闻。创作谈的部分，是对小说创作之初灵感迸发的记录和素材集锦，从中可以看到严歌苓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价值态度。
可以说，《波西米亚楼》是严歌苓对过往生活经历的还原，是荟萃了她人生经验的精华之作，能够让读者全面地认识一个真实的、带有烟火气的严歌苓。
波西米亚楼
“波西米亚”在英文中也是个形容词。比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向我推荐一处住所时用种赞许的口气说：“那幢楼你我这类人会喜欢的，特‘波西米亚’！”他指的“这类人”，意思是挣扎中的艺术家。我被这位画家带到了这座“波西米亚”公寓里，发现它的确和意大利歌剧“波西米亚人”的布景有一丝相仿。楼是普通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公寓楼，但内部装潢却很奇特：粗砺的原木门窗，墙壁的砖石垒砌全然裸露，壁炉也是精心设计出的笨拙，两张荡椅被粗大的铁链吊在横椽上。所有的家具都显出质朴和灰暗的调子，楼中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沉重而忧郁，透着一层无可言状的怀旧情绪。我马上喜爱上了这座公寓楼。它似乎是逃遁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避难所，也有一层对强大无情的美国主流社会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
房东太太接待了我。我与她达成了房租上的协议：一月六百美元，包括家具、电视。六百美元的房租对六年前还是穷学生的我，无疑是个沉重的数字，亦可见这里每一点貌似的朴素与陈旧都相当昂贵。它使我明白，由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这样一种非寻常的意识形态的进化；从物质贫乏到物质富有是人自身的一次解放，而从物质丰富再返回所谓的简陋则是人的又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大部分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亦在于人的人生态度、审美观。房东太太六十岁左右，常把“庸俗”挂在口上，有次问她的“庸俗”定义何在，她说：“假花固然是一种庸俗。但对我来说，庸俗是一个人开辆豪华奔驰车，但连买本书的钱也花不痛快。”
公寓楼里果然没有开奔驰的阶级代表。十二家房客有一位画家、三个作家（包括我自己）、一个影评者、一个教授，剩下的，都是职业面貌模糊的人们。比如，珍妮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做半工，那个组织为贫困户提供低价住房，但珍妮也同时做好几份杂事，编写教会印刷物之类，因此她对一生只学一门本事，以那专一的本事谋求一生粮草的人十分不屑。
珍妮的本名当然不叫珍妮。正如楼中一位心理学教授为他所有就诊者保密，我也不能透露珍妮的真实姓名。据房东太太说，珍妮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半夜投奔上门的。房东太太很乐意把自己的“波西米亚”楼当作女性心灵创伤的野战医院，凡有珍妮这样的突然投奔者，她一向不打听她的原因。于房东太太，原因无非那几桩：受了丈夫或男友的暴揍，或者陷入不可自拔的情感灾难，甚至更有难以启齿的精神创伤——家庭伦常所致的伤害。就像三楼的吉亚，一位绝顶美丽的黑姑娘，楼中相传她受到公公的性骚扰而出逃的，而这位公公属于芝加哥最富有的黑人家族之一。究竟吉亚是什么身世，那位矮小的犹太心理学教授一定是清楚的，仅是同一幢楼的住户，就有三个是教授的固定就诊者，吉亚家就占两名：吉亚和她十岁的儿子。我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人寰》，那间心理诊室，其实就是照搬了教授的：那间神秘、古怪，壁炉里总有温暾火苗的大房间。房客中仅有教授是不宿在此地，他另有豪宅，只是因为喜爱这楼的“波西米亚”风味而租下最大一套房做诊室。
房东太太对任何投宿者都不收押金，也不与他们签租赁契约。她说她的直觉十分敏锐，一旦直觉认同某人，那人绝不会具有拖欠房租、吵闹、酗酒之类的习惯。房东太太经营这座“波西米亚”楼有十余年了，尚没有一个房客最终成为她直觉的意外。她说两年前珍妮在夜晚十一点半打了个电话来，说是一位朋友向她介绍了这个住所，她请求房东太太尽快接收她。珍妮是在当夜十二点半被房东太太的直觉检验合格当即接收的。房东太太说，珍妮当时说她只住一到两个月，很像是暂时避避难的样子，可她一住就住了两年多，而那种紧迫的避难感从未消退。房东太太长着淡蓝的眼睛，险峻的鼻子，小而敏感的嘴唇，是那类十分宽容又十分严格的人，而从严从宽的准则全在她内心。比如她曾赶走一个医学院预科生，因为他暗暗揍过她的猫并且常常将粗俗不堪的音乐音量放得很大。但楼道中时常缥缈的一股大麻气味，她从来不加追究。那股淡淡的毒品气息给这波西米亚楼添了一丝消极和颓败之感，使我一搬进来就意识到这楼中的某人正经历某种不幸或企图抹拭曾经的某场不幸。也像所有无聊的小说家一样，我感到一切浅淡的不幸都是美丽的。
珍妮和我的交情是在我迁居波西米亚楼的第二个月。她不能在自己房里抽烟，因为同租一套公寓的另一房客对香烟过敏。一天她歉意十足地说她在我窗外的晾台上抽了一支烟，希望我不介意。我说那晾台本来也半属公众：每个从露天楼梯下楼的人都必经此地。房东太太在那里摆了一张粗重的木长椅，也是意在给人歇息或相互交往的。珍妮脸微微一红，说她撒了谎，其实她在我窗外吸烟已有一个礼拜了。她说：“我一直等你抗议。”我笑道：“我一点察觉都没有！”她以她灰色的眼睛看我一会问道：“你们中国人都这样随和吗？”我调侃一句，说假如我们不学得随和些，十多亿人是无法共同存活的。
第二天，珍妮手里拿着一束花，说是野地里采的。我奇怪地想：美国的一草一木都碰不得，碰一碰就是破坏环境保护，珍妮怎么采来这满满一把野矢车菊？她笑而不答，把花插在我的一个玻璃瓶里。从此后，珍妮和我在其他房客眼中就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她领我到各个实惠的食品店去买食物，也领我逛遍了橡树公园城的所有二手货商店。有次我夸赞她的一个发夹，一周后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给我。这时我已发现我不能随便夸赞珍妮任何东西，她会不声不响记在心里，再满世界去为我寻觅。当她把一个我早已忘却的心愿突然实现——将一种护肤或护发或女性其他的用品突然呈到我眼前，四十岁的珍妮脸上会绽放出孩子式的烂漫笑容。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殷勤。房东太太有天对我说：“珍妮住在这里两年多了，从来没有接近任何一个人，也从来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老谋深算、意味深长地盯着我微笑。我不懂她是什么意思。
一个星期六的半夜，三楼的吉亚发出的一声呼救震撼了整个波西米亚楼。大家知道吉亚新交的牙买加男友又在揍吉亚的儿子了。牙买加人是个影评家，常组织全楼房客去看他中意的电影。谁也无法想象他在一扇门后的粗暴面目。我上到三楼就看见珍妮已站在吉亚门口，脸色由于愤怒而变得惨白。她用拳头擂着门喊牙买加人的名字：“你给我立刻开门！”这时的珍妮身上出现一种光与力，使我对她天性中的正义感以及我们中国人欣赏的仗义油然生出一股敬畏。她越是威严，嗓音便越是低调，当她对牙买加人的喊话有了威逼成分时，珍妮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低沉音色说：“要我破门而入吗？你这杂种！ ”
门打开了，珍妮身后已站着全楼的房客，全副睡装。吉亚领着儿子出来，自然而然便一头栽在珍妮肩上饮泣起来。这样一个白种女子和黑种女子相依的造型，在美国种族对立的历史上该有着深远意义。我非常为有珍妮这样的女友而自豪。珍妮对牙买加人说：“你，你是该走的那位，吉亚和儿子留下。”牙买加人拿起自己的帽子灰溜溜走了。几天后珍妮鄙薄地对我说：“吉亚是没救的，又让牙买加人回来了。”
我和珍妮的友情正常、健康地发展下去。在眼见她怎样仲裁吉亚和牙买加人的纠纷之后，我感到自己变得脆弱了，把一些陈年的心灵创伤渐渐向她揭示。她静静听着，明知我在拿这些隐秘心事与她交换，她却一字未提自己当初投奔这座波西米亚楼的缘由。她给了我一篇散文，主要是讲一个女孩经历怎样一场艰难、痛苦的记忆过滤，把那些致病致命的记忆滤去却又难以滤去。她说那是她二十年前写的。她的意思是告诉我，我想交换的秘密都在其中了。
珍妮知道我每个星期必去我的中国女友家一次。在她家好好吃一顿中国餐再饱饱聊一场中国天。一回珍妮约我去参加露天画展，我从中国女友家打电话给珍妮说我会晚两个小时，因为我的中国女友跟我的谈话尚未尽兴。我回到波西米亚楼时正逢珍妮独自向外走。我叫她，她像听不见一样。我追上去问她怎么了，她眼里似乎有泪，还有一股类似嫉妒的火焰：“你以为别人的时间都不值钱吗？想改变时间就改变吗？ ”
我给她斥得一头雾水。她一个人去看露天画展回来，走到我门口，轻轻叩开我的门，低头说她不该那样对我，希望我原谅她。她悲哀的样子让我很不安，追着她来到她的居室。我马上惊呆了：她屋内的地板被一尺深的旧物淹没，有衣服、书本、纸张、信件、卡片……一股熏人的陈旧气味让我险些窒息。难怪珍妮从来不邀请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无力地对我一笑，说：“一部分的我是瘫痪的，没法从旧事物里摆脱出来。”我似乎一下忆起她二十年前用老式打字机写下的那篇散文。我近乎懂得了她所受的创伤在何处。
“波西米亚”在英文中也是个形容词。比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向我推荐一处住所时用种赞许的口气说：“那幢楼你我这类人会喜欢的，特‘波西米亚’！”他指的“这类人”，意思是挣扎中的艺术家。我被这位画家带到了这座“波西米亚”公寓里，发现它的确和意大利歌剧“波西米亚人”的布景有一丝相仿。楼是普通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公寓楼，但内部装潢却很奇特：粗砺的原木门窗，墙壁的砖石垒砌全然裸露，壁炉也是精心设计出的笨拙，两张荡椅被粗大的铁链吊在横椽上。所有的家具都显出质朴和灰暗的调子，楼中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沉重而忧郁，透着一层无可言状的怀旧情绪。我马上喜爱上了这座公寓楼。它似乎是逃遁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避难所，也有一层对强大无情的美国主流社会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
房东太太接待了我。我与她达成了房租上的协议：一月六百美元，包括家具、电视。六百美元的房租对六年前还是穷学生的我，无疑是个沉重的数字，亦可见这里每一点貌似的朴素与陈旧都相当昂贵。它使我明白，由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这样一种非寻常的意识形态的进化；从物质贫乏到物质富有是人自身的一次解放，而从物质丰富再返回所谓的简陋则是人的又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大部分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亦在于人的人生态度、审美观。房东太太六十岁左右，常把“庸俗”挂在口上，有次问她的“庸俗”定义何在，她说：“假花固然是一种庸俗。但对我来说，庸俗是一个人开辆豪华奔驰车，但连买本书的钱也花不痛快。”
公寓楼里果然没有开奔驰的阶级代表。十二家房客有一位画家、三个作家（包括我自己）、一个影评者、一个教授，剩下的，都是职业面貌模糊的人们。比如，珍妮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做半工，那个组织为贫困户提供低价住房，但珍妮也同时做好几份杂事，编写教会印刷物之类，因此她对一生只学一门本事，以那专一的本事谋求一生粮草的人十分不屑。
珍妮的本名当然不叫珍妮。正如楼中一位心理学教授为他所有就诊者保密，我也不能透露珍妮的真实姓名。据房东太太说，珍妮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半夜投奔上门的。房东太太很乐意把自己的“波西米亚”楼当作女性心灵创伤的野战医院，凡有珍妮这样的突然投奔者，她一向不打听她的原因。于房东太太，原因无非那几桩：受了丈夫或男友的暴揍，或者陷入不可自拔的情感灾难，甚至更有难以启齿的精神创伤——家庭伦常所致的伤害。就像三楼的吉亚，一位绝顶美丽的黑姑娘，楼中相传她受到公公的性骚扰而出逃的，而这位公公属于芝加哥最富有的黑人家族之一。究竟吉亚是什么身世，那位矮小的犹太心理学教授一定是清楚的，仅是同一幢楼的住户，就有三个是教授的固定就诊者，吉亚家就占两名：吉亚和她十岁的儿子。我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人寰》，那间心理诊室，其实就是照搬了教授的：那间神秘、古怪，壁炉里总有温暾火苗的大房间。房客中仅有教授是不宿在此地，他另有豪宅，只是因为喜爱这楼的“波西米亚”风味而租下最大一套房做诊室。
房东太太对任何投宿者都不收押金，也不与他们签租赁契约。她说她的直觉十分敏锐，一旦直觉认同某人，那人绝不会具有拖欠房租、吵闹、酗酒之类的习惯。房东太太经营这座“波西米亚”楼有十余年了，尚没有一个房客最终成为她直觉的意外。她说两年前珍妮在夜晚十一点半打了个电话来，说是一位朋友向她介绍了这个住所，她请求房东太太尽快接收她。珍妮是在当夜十二点半被房东太太的直觉检验合格当即接收的。房东太太说，珍妮当时说她只住一到两个月，很像是暂时避避难的样子，可她一住就住了两年多，而那种紧迫的避难感从未消退。房东太太长着淡蓝的眼睛，险峻的鼻子，小而敏感的嘴唇，是那类十分宽容又十分严格的人，而从严从宽的准则全在她内心。比如她曾赶走一个医学院预科生，因为他暗暗揍过她的猫并且常常将粗俗不堪的音乐音量放得很大。但楼道中时常缥缈的一股大麻气味，她从来不加追究。那股淡淡的毒品气息给这波西米亚楼添了一丝消极和颓败之感，使我一搬进来就意识到这楼中的某人正经历某种不幸或企图抹拭曾经的某场不幸。也像所有无聊的小说家一样，我感到一切浅淡的不幸都是美丽的。
珍妮和我的交情是在我迁居波西米亚楼的第二个月。她不能在自己房里抽烟，因为同租一套公寓的另一房客对香烟过敏。一天她歉意十足地说她在我窗外的晾台上抽了一支烟，希望我不介意。我说那晾台本来也半属公众：每个从露天楼梯下楼的人都必经此地。房东太太在那里摆了一张粗重的木长椅，也是意在给人歇息或相互交往的。珍妮脸微微一红，说她撒了谎，其实她在我窗外吸烟已有一个礼拜了。她说：“我一直等你抗议。”我笑道：“我一点察觉都没有！”她以她灰色的眼睛看我一会问道：“你们中国人都这样随和吗？”我调侃一句，说假如我们不学得随和些，十多亿人是无法共同存活的。
第二天，珍妮手里拿着一束花，说是野地里采的。我奇怪地想：美国的一草一木都碰不得，碰一碰就是破坏环境保护，珍妮怎么采来这满满一把野矢车菊？她笑而不答，把花插在我的一个玻璃瓶里。从此后，珍妮和我在其他房客眼中就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她领我到各个实惠的食品店去买食物，也领我逛遍了橡树公园城的所有二手货商店。有次我夸赞她的一个发夹，一周后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给我。这时我已发现我不能随便夸赞珍妮任何东西，她会不声不响记在心里，再满世界去为我寻觅。当她把一个我早已忘却的心愿突然实现——将一种护肤或护发或女性其他的用品突然呈到我眼前，四十岁的珍妮脸上会绽放出孩子式的烂漫笑容。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殷勤。房东太太有天对我说：“珍妮住在这里两年多了，从来没有接近任何一个人，也从来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老谋深算、意味深长地盯着我微笑。我不懂她是什么意思。
一个星期六的半夜，三楼的吉亚发出的一声呼救震撼了整个波西米亚楼。大家知道吉亚新交的牙买加男友又在揍吉亚的儿子了。牙买加人是个影评家，常组织全楼房客去看他中意的电影。谁也无法想象他在一扇门后的粗暴面目。我上到三楼就看见珍妮已站在吉亚门口，脸色由于愤怒而变得惨白。她用拳头擂着门喊牙买加人的名字：“你给我立刻开门！”这时的珍妮身上出现一种光与力，使我对她天性中的正义感以及我们中国人欣赏的仗义油然生出一股敬畏。她越是威严，嗓音便越是低调，当她对牙买加人的喊话有了威逼成分时，珍妮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低沉音色说：“要我破门而入吗？你这杂种！ ”
门打开了，珍妮身后已站着全楼的房客，全副睡装。吉亚领着儿子出来，自然而然便一头栽在珍妮肩上饮泣起来。这样一个白种女子和黑种女子相依的造型，在美国种族对立的历史上该有着深远意义。我非常为有珍妮这样的女友而自豪。珍妮对牙买加人说：“你，你是该走的那位，吉亚和儿子留下。”牙买加人拿起自己的帽子灰溜溜走了。几天后珍妮鄙薄地对我说：“吉亚是没救的，又让牙买加人回来了。”
我和珍妮的友情正常、健康地发展下去。在眼见她怎样仲裁吉亚和牙买加人的纠纷之后，我感到自己变得脆弱了，把一些陈年的心灵创伤渐渐向她揭示。她静静听着，明知我在拿这些隐秘心事与她交换，她却一字未提自己当初投奔这座波西米亚楼的缘由。她给了我一篇散文，主要是讲一个女孩经历怎样一场艰难、痛苦的记忆过滤，把那些致病致命的记忆滤去却又难以滤去。她说那是她二十年前写的。她的意思是告诉我，我想交换的秘密都在其中了。
珍妮知道我每个星期必去我的中国女友家一次。在她家好好吃一顿中国餐再饱饱聊一场中国天。一回珍妮约我去参加露天画展，我从中国女友家打电话给珍妮说我会晚两个小时，因为我的中国女友跟我的谈话尚未尽兴。我回到波西米亚楼时正逢珍妮独自向外走。我叫她，她像听不见一样。我追上去问她怎么了，她眼里似乎有泪，还有一股类似嫉妒的火焰：“你以为别人的时间都不值钱吗？想改变时间就改变吗？ ”
我给她斥得一头雾水。她一个人去看露天画展回来，走到我门口，轻轻叩开我的门，低头说她不该那样对我，希望我原谅她。她悲哀的样子让我很不安，追着她来到她的居室。我马上惊呆了：她屋内的地板被一尺深的旧物淹没，有衣服、书本、纸张、信件、卡片……一股熏人的陈旧气味让我险些窒息。难怪珍妮从来不邀请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无力地对我一笑，说：“一部分的我是瘫痪的，没法从旧事物里摆脱出来。”我似乎一下忆起她二十年前用老式打字机写下的那篇散文。我近乎懂得了她所受的创伤在何处。
一天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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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心电图
波西米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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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与空——看陈川画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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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恩美的中国情结
邬君梅与《枕边书》
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陈晓明
严歌苓是个独特的作家，她是一位擦亮过去的作家。她专注于那些被遗忘的世界和人物，被遗忘的生活片段，被遗忘的精神，她不断打捞被遗忘的碎片，这一点和很多作家非常不同。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刘震云
歌苓和其他作家的不同就在于她是调动自己的感官感觉来写作的，她的文字呈现的东西似乎不仅可阅，也可视，可触，所以在读她的作品时，读者的感官快悦也会被调动起来。她的深沉被极其细腻的女性感官式表达所渗透，使我感到多层次的满足。
——演员、导演、编剧 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