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以色列外交部打电话给时为交响乐团号手的西玛•阿罗姆，请他以合作的方式去中非共和国组建一支乐队。以此为契机，西玛•阿罗姆发现中非的民乐，尤其是俾格米人的音乐极其特别，他被深深地震动了：“我总觉得他们的音乐从岁月深处走来，但同时，打动了我的内心最深处。然而，我无法辨认它们，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类似的音乐。它们令人神魂颠倒。这些音乐家是如何做到的？我完全为它们痴狂了。”
为了找到答案，西玛•阿罗姆在中非共和国开始了漫长的采样和研究之旅。他由此成为世界知名的民族音乐学者，并在中非建立了一座民俗传统和艺术博物馆。
从俾格米人居住的森林，到音乐节盛行的欧洲，本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段改变西玛•阿罗姆一生的奇妙旅程。

在《班吉的管号乐队》中，西玛·阿罗姆回顾了他如何一步一步找到方法来解释隐藏在美丽的非洲音乐背后的复杂性，深入浅出地展示了非洲音乐如何与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世界观联系在一起。

——POLITIS

这本书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阿罗姆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节奏和五音阶，他甚至让我们对此兴致盎然。在这本书中，他借助于条分缕析、巨细靡遗，以及全然开放的研究方法，渗透进音乐的结构，并热情、幽默、精准地分享了他的研究。

——《解放报》

西玛·阿罗姆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却为我们打开了看非洲新的视野。他学习、倾听、充满激情、勤于思考，改良了录音设备，使得分辩不同节奏成为可能，并最终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他让我们明白，在专家听来杂乱无章的中非音乐实际具有非常稳固的结构。用西方传统的乐理知识去分析，它们似乎难以理解，需要用新目光去审视，或者毋宁说是用新耳朵去倾听。

——《科学与未来》

出发去非洲

    1963 年 11  月一个宁静的午后，在耶路撒冷，一个在以色列广播电台管弦乐队吹号的乐手家里的电话响了。“您要是想去非洲，请马上去联系外交部的国际合作司。尽快前来吧。” 

    办公室里，接待我的那位女士向我解释：“中非共和国的总统戴维·达科 先生在赴以色列进行官方访问的时候，听了海法地区的年轻人演奏管号乐之后很是感动，并且表示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给我派个专家，让他在我们的国家培养出一支青年管号乐队。’您是吹号手，也说法语，因此我们想到了您。我们建议您前往一年的时间，来组建他想要的乐队。” 

    “什么时候呢？” 

    “即刻动身。您不用担心，我们会安排好一切。” 

    那正是非洲国家逐步独立，以色列在工业技术、军事和文化方面积极展开合作政策的时期。部里的工作人员这么安慰我道： 

    “您不会一个人的，我们可不会把您就这么空降在丛林当中。在那儿您能找到大约五十名以色列专家，还有他们的家人。” 

    我要求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在三十三岁的年龄，同既有的人生道路作个了断的想法其实很符合我的心意。我想：“说到底，为什么不呢？一年能让我有所改变，毕竟管乐队的曲目是时常会有重复的，我也能了解到一个我或许永远都无从知晓的世界，哪怕我现在是跟着管弦乐队在各地巡回演出。” 

    说真的，组建管号乐队的计划压根儿激不起我的热情，但是，想到能到这个比起法国和比荷卢联盟国家都要大的国度去经历一番，却让我跃跃欲试起来，那里应当能找到些意料之外的音乐，我想它们会很迷人。 

    我对整个非洲以及非洲音乐几乎一无所知，但我所能预想到的着实吸引着我。还是在很多年前，当时能拿到手的少数几张非 洲音乐的唱片就让我听得直发懵。加之我在耶路撒冷观看凯塔·福德巴带领的几内亚芭蕾舞剧团表演时，也深为那种生命冲力、为这些人身上勃发出的强能而觉得赞叹。在别的音乐中，我从未感受过这些。 

    我于是同意前往，也即刻开始查找一些相关信息资料。外交部向我保证说，当地的官方人员会负责落实乐器的事。同样也需要买到些乐谱，而且要组建管乐队的话，我还必须得解决各种技术层面的问题。幸而我认识一些在乐队培养方面比我更为精通的朋友；我询问了他们，搜集了能找到的各方面资料，之后不久我就离开以色列去了非洲大陆。行程需要在巴黎中转。考虑到在当地买乐谱会比较困难，我就在那儿先买好了乐谱。 

    我已经计划好要去几个村庄录下些音乐，这只是出于好奇。为此我就去买了一个便携式磁带录音机和两个照相机——一个是拍黑白照用的，另一个拍彩色照——这能为录下的音乐配上图片。以色列几个专研音乐的朋友强烈建议我去见一见安德烈·夏弗奈尔，他是巴黎人类博物馆民间音乐研究部的创办者和主任。这位与德彪西、拉威尔相识，也同斯特拉文斯基是好友的大人物很让我觉得有些敬畏不安。况且他的夫人还是以研究口传文学著称的非洲文化民种学专家德妮兹·波尔姆女士。这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对于一个没有就读过大学、又对非洲音乐一无所知的人会怎么看待呢？ 

    我面前是一位六十来岁、上了年纪的先生，他十分殷勤地接待了我，尤其耐心地听我说明了来意。我告诉他我就要出发去班吉，跟他解释了与此次旅程相关的一些情况，同时强调说，这也许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能去欣赏和录下一些还未曾被人了解过的音乐。我所担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想知道我怎样才能从听到的音乐当中，辨识出它是不是真正原生和传统的——某一段音乐是否为一代代口头传下——还是受到过外来音乐的侵染。安德烈·夏弗奈尔答了一句让我永远难忘的话：“您是音乐家，您去看吧。” 

    他的回答让我有那么一会儿觉得十分迷惘，但这话却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很多年里，尤其是我逗留非洲的最初那段日子，在一个村落里我心想着 “这是什么？我听到的这段总也有些奇怪”的时候，夏弗纳尔的声音就会响起在我的耳边：“您是音乐家，您去看吧”。这也就是说：“相信您的直觉。” 

    他又发话道：“等等，您是要去班吉，我们博物馆里正好有一位民种学家在那儿工作过很长时间。”他打电话给黑非洲部门：“艾瑞克，您能上来一会儿吗？”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进来了——那是艾瑞克 ·德·丹皮埃。他问我想要去中非的哪个地区工作。这问题让我有些窘迫，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会去哪儿……他继续道：“我是在恩查卡拉人那儿工作的，他们生活在南方，所以要 是有一天您想去那里的话……不管怎么说，我一年都会去那儿两次。我在班吉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在非洲一个平民区经营一家药店。找一天去那儿吧，替我向她问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