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今日中国已由学术研究进入儒学创新或儒学重建的时代，创建当下的儒学思想体系，出现当代的董仲舒、朱子、阳明，已成为儒学研究者的共识。学界已出现一系列方案，如公民儒学、生活儒学、社会儒学等，这些都有其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缺乏自身的学术根基，往往以西方的某种理论来诠释儒学，表现出强烈的“以西释中”的特点。
我对儒学重建有深切的关注，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学界同人一样，走的是“以西释中”的路子。但说实话，到底该怎么做，如何去创新、建构？心里是不清楚的，前面的路是模糊的。其实，我们只要回头看一下历史上的儒学复兴或者发展，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儒学的基本表达方式是经学，经学是儒学的学术载体，是儒学之学统。历史上每一次儒学创新都无不与经学变革联系在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
例如，董仲舒提出其“天人三策”思想体系利用的是“《春秋》公羊学”。朱熹的理学思想是通过诠释四书来完成的，那么，《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到底是孔子、孟子的思想还是朱子的思想？其实很难分开，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王阳明穷其一生都在解释《大学》，但他的思想则来自孟子，是以《孟子》释《大学》，而他一旦对“格物”“致知”做出了新的诠释，就突破了朱熹理本体的思想体系，建构出其心本体的理学思想。戴震的反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有人说，他解释的是孟子吗？恐怕更接近荀子，实际是“孟皮荀骨”。这些看法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古代思想家的确形成了一个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