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卢梭对现代性的挑战(节选)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可谓是欧洲现代思想之源。尽管他不是这段时期的唯一人物，但却是最重磅的。艾萨克·牛顿无疑在科学方面更重要；伏尔泰以其批判理性与辛辣讽刺为其时代创立制度提供支撑之力量；大卫·休谟使经验主义传统那些似是而非的确定性受到质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堪称十八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之作；亚当·斯密，我们将看到，他重塑了经济思想之魂；伊曼努尔·康德开启了众所周知的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然而，十八世纪最具争议又无法绕开的思想家，卢梭确为不二之选。
卢梭做了什么呢？他建立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及其文化作用，这不单对西方，于世界大部分区域的现代文化亦颇有影响。他使得知识分子不再单单是有影响力的作家，而为知识分子确立了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即做一位疏离于他/她的社会的批评者，同时又深深扎根于其社会中生活。过去，基督宗教的牧师与教士及犹太教拉比们，一直是从宗教或神圣授命的角度谴责人间的罪与恶，而卢梭将对人间的审判置于人间之中。自卢梭而始，非宗教的欧洲知识分子们和作家们就将评判社会、为社会之罪恶寻求解决方法作为自己的权利，甚至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们所看到的社会之罪恶，其实与那些伟大的宗教传统所指出的罪恶，已然发生了彻底的转化。与宗教传统迥然相异，卢梭所指出的转化会发生在历史之中，或曰发生在世纪之中，却已不是在永恒生命的语境中了。
卢梭也为知识分子建立了新的个人立场。他可以被视作是真诚之父。虽然卢梭绝非强调真诚之重要性的第一人，可他却是最以真诚之态度打动读者的人，还没有其他作家堪为其匹。对卢梭而言，他自己以及他之后的作者和社会批评家之所以有权去评说，正是源于真诚。他从两个途径建立起这种真诚：其一，在他的《忏悔录》中，卢梭袒露了不少个人生活细节，这比之前的欧洲作家们都要更敞开。他向读者们展示了自己的童年；性生活经历，暴露了自己身体的私密细节；还有他的交友、他的情人们，他的背叛，他的恐惧，他的不安，他的软肋。他说他不会有意回避任何方面。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是否如此，可卢梭似乎是毫无遗漏地坦陈了自己的一切。其二，他将情感置于理智之上，以加固这种真诚。在卢梭的笔触间，他更倾向于展露自己的情感，呼唤读者们的情感而不是读者们的理性。
然而，他一生真正爱过的唯一女性，在她的暮年，如此描绘的这个人，又是谁呢：
他那么丑陋，足以吓到我，生活也没有让他更有魅力。但他是个可怜人，我温柔和善地对他。他就是个有意思的疯子。
让·雅克·卢梭于1712年生于日内瓦。他的家庭信仰新教，出生时正值共和国——他在“论文二”（Second Discourse,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译按）的简介中曾称赞过。他到三十好几岁还只是个落魄的杂家，曾做过秘书、乐师、乐谱的抄写员、侍从等如此之类。他同若干女性有不少风流往事，这在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s)中都有表露，这些情节恐怕当时人都会引为羞惭。在这些年中，他有一段长期的交往关系，并做了五个孩子的父亲，后来这些孩子一个个都送到了孤儿院里。近四十岁时，卢梭写了一部成功的歌剧，得到了法兰西国王的赞誉，又与德尼·狄德罗建立了工作关系，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提供了音乐方面的词条释义。尽管如此，卢梭还是把他人生中的前四十年看作是落寞的、不被欣赏的、失意的。不过，他确实有着脆弱的性格。
1750年，狄德罗在樊尚的监狱中囚禁数月，卢梭打算去探望他的朋友。在前往樊尚的路途中，卢梭决定参加一个由第戎科学院举办的征文比赛，随后即以他的“论文一”（First Discourse,即《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译按）赢得了征文比赛。稍后我将充分讨论这篇文章。卢梭在文中决意主张艺术和文学对人类进步没有任何作用，由此而声名鹊起。之所以能瞬间成名，主要是由于卢梭抛弃了（或者说挑战了）他文化中已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标新立异。一个无名小卒找到了如何成名享誉之路。在此后的十二年中，卢梭写下了他最负盛名的几篇著作。
他后期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穿着简单，到后来不论去哪里就只穿长袍。他写下了《忏悔录》并在有生之年发表，然而人们对它的阅读却是持久不衰的。他将自己转变为一种外显人格。他成名之后，得以出入巴黎最高端的沙龙，并得到英国的赞助包括一份皇室津贴，可卢梭却摆出一副被迫害的形象。他认定到处都是敌人。不假，他是面临不少批评——很多批评声来自启蒙运动，如伏尔泰——但卢梭坚持说是路易十六的国务大臣谋划迫害他。只有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才了解卢梭的被害妄想；而欧洲的读者们知道的只是卢梭书中所表现出的那个形象——一个真诚的、情感化的、率直的人——人间的先知。恰恰这后一种人格形象在法国大革命中受到尊敬，他的骨灰得以存入先贤祠。这后一种人格形象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被顶礼膜拜。正是卢梭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造就了对自己文化的憎恶。
卢梭的《爱弥儿》（Emile,1762年）是一部关于教育的长篇小说论文，他视之为开启他思想的钥匙。故此，我们最好从此篇开始，随后再回溯他之前的作品，以便理解他在十八世纪中期所达到的见地——这一时期欧洲刚刚经历了奥地利继承战争和英法七年战争，被无常不安所笼罩。在《爱弥儿》第一卷中，卢梭说，
由于不得不同自然或社会制度进行斗争，所以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是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体，只同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才有关系。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它的价值在于他同总体，即同社会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作共同体的一部分。罗马的一个公民，既不是凯尤斯，也不是鲁修斯，他就是一个罗马人……凡是想在社会秩序中把自然的感情保持在第一位的人，是不知道究竟想要什么。如果经常是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经常在他的倾向和应尽的本分之间徘徊犹豫，则他既不能成为一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公民，他对自己和别人都将一无好处。我们今天的人，今天的法国人、英国人和中产阶级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将成为一无可取的人。
不仅在此处，卢梭的所有作品中皆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他也把克服这些二元论视为自己的义务：人—公民；自然—公民社会；古代—现代；偏好—责任；片面的社会存在—整体的社会存在。对卢梭而言，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这些紧张关系和矛盾。我们所有人都已然相当熟悉这些二元对立，因为我们及我们所阅读的许多其他作家和哲学家，统统都是卢梭的子孙。
卢梭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所发展出的观点对现代西方思想至关重要。简而言之：现代社会具有某种特性，它要么使人丧失人性，要么令人无法实现他的人性。这一观点成了现代思想的基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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