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以张作霖传主的历史人物传记，通过讲述张作霖如何从受招安的土匪，进而一步步成为“关外王”、“满蒙之王”乃至在北京“登基”担任大元帅的过程，展现了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一个乱世枭雄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本书力求从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角度进行观察，既如实地描写张传霖为了“取天下”，不惜穷兵黩武，争霸中原，导致误国误民误己的一面，同时也没有忽略他顶着压力，巧妙地与日本人进行周旋，从而千方百计维护国家主权的一面。包括对张作霖的部下杨宇霆、郭松龄以及他的儿子张学良等，书中也在有确凿史料可以进行佐证的基础上，做了不同于一般书籍的评价，足以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在创作时参考和挖掘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珍贵史料，尤其对相关的中日史料进行了对比研究，对于张作霖的性格特点、人生际遇和当时民国光怪陆离的历史事实，给予了全方位的新鲜解读。
就当作一次演习吧
张学良与郭松龄关系亲密，形同一人，但那是郭松龄反奉以前的事，之后他不仅被夺去军队，还差点遭受灭门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仍要不顾一切地放郭，连刘鸣九都弄不清其动机何在，只能单纯归结为“张待人宽厚，对郭始终怀有眷顾之情”。
几年后，张学良正式继承父位，没多久便诛杀了杨宇霆。外界认为，这与杨宇霆不识时务，在张学良未“登基”之前就与之结怨有关。可是张杨之间的所谓怨其实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无非是杨当初没有能够事事都顺着“太子”罢了。这至少说明，张学良并不如他身边的人所形容的那样宽厚和有肚量，回到郭松龄这件事上，他对郭也不会真的“眷顾如初”，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在政坛上走那么远。
到了晚年，张学良说出了自己当时的打算：“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可以看出，张学良放郭的目的之一是要将其重新收拢过来，为己所用。
抛去张学良是否真的参与郭松龄反奉不提，毕竟他能成为远近闻名的“少帅”，郭松龄的作用无可替代，张依赖郭来练兵打仗，以及统摄陆大派这样一支派系力量，也都已成为一种惯性，可以说，骤然离开郭的辅佐，张会本能地感到困难重重。
张作霖出身绿林，也因此常被讥为不学无术，但他为人豪爽，且能知人善任。相比之下，张学良就缺乏这样对人才兼容并蓄的能力，终其一生，选用到的大将之才只有一个郭松龄，他也离不开郭松龄。在他看来，郭反奉，说明这员虎将的毛还不够顺，如果捋顺了，不一样可以继续用吗？从这个角度理解，郭松龄被杀，令张学良未来的用人计划落空，所以他才会跺脚叹气。
接下来，张学良只能考虑如何接收郭军残部，也就是原来归属他的第三军团了。还在郭松龄占领锦州，奉天省城陷于极度恐慌之中时，张作霖就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过善后处理的问题，吴俊升当时态度激烈：“郭松龄非杀不可，追随郭松龄的将领也非杀不可。”
散会后，张作相有意留在后面，等吴俊升走了，又重新转了回来。见他去而复返，张作霖便问：“你有事吗？”张作相说：“郭松龄反奉，都是汉卿（张学良字汉卿）的军队，也是你老的军队，都是家乡子弟，不该处理一大片，结下子孙仇！”张作霖听了欣然道：“好！”随即派人分头给尚在奉天城内居住的郭军军官家属送米送面，进行抚慰。后来郭军将领们给他发电报，请求宽恕，他在复电中又重申了“罪在一人，不及其余”的原则，这些在当时都起到了瓦解郭军的作用。
战争结束，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韩麟春会合一处，讨论怎样处理郭军将领。与张作相老实宽厚的个性不同，吴俊升是表面一团和气，内心狠辣无情，同时在后期激战时，黑龙江军队也伤亡惨重，为此，他提出要对郭军将领一律追究，并将郭部军长一级和抵抗最力的几名旅长予以处死。
张作相战前就有不扩大惩办范围的主张，他表示反对：“这是奉军内部自家的事，就当作一次演习吧！郭松龄已经死了，别追究了，保留元气吧！”韩麟春也与张作相持相同观点，力主从宽。
就张学良而言，郭松龄的部下就是他的部下，全部处理完了，他在东北军内部也就失去了基础，当然不想株连过多，但最终杀不杀，还得张作霖说了算，而相比于张郭战争之前，张学良在他父亲面前的发言权已大受限制，张作霖一看到他就骂：“我这点家当都叫你给折腾光了。”张学良不敢再多言，只好恳求张作相回奉说情，请求张作霖不要再多杀一人。
张作相向来都维护着张学良，听后立即赶回奉天见张作霖，并当面提出了郭松龄既死，其他人员一律免究的建议。
正好吴俊升、张景惠、王永江、杨宇霆等人也都在帅府，张作霖尚未定夺，张作相的建议就遭到他们的全体反对。张作相与众人竭力辩论达两小时之久，但室内空气仍无法缓和，“总得杀几个”的声浪还是不断响起。最后张作相急得哭了，他抽抽噎噎、若断若续地说：“那就先杀了我，免得再看发生惨剧。”
张作相在文武群臣中有着不错的口碑和人缘，见他这副模样，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张作霖实际对张作相持支持态度，不同意张作相的意见等于拂了张作霖的面子，于是也就一个个改弦更张，开始帮着张作相向张作霖求情。张作霖见状顺手推舟，给了一句“那就让小六子去看着办吧”的答复。
张作相生怕张作霖事后变卦，赶紧又叫通新民的电话，请张作霖把这一意旨亲口向张学良说一遍，至此，他才如释重负，放下心来。
演一场戏
张学良能够在民初一群政要的后人中脱颖而出，固然要归功于张作相、郭松龄等人曾给予的帮助，但也确有属于他的一套。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高层，耳濡目染之下，张学良对于如何掌权和拥有自己的实力，要比练兵用兵熟稔得多，这在战后处理郭案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张学良先对郭军将领进行了一次肃清，凡与郭松龄关系较深的老同学、老同事，均撤职不予录用。当时部队不在新民，而在后方的军官，以后也均撤职。然后是职务上的考量，中下级干部大多奉命行事，因此一律不予追究，照常任职。旅长以上的将领，除郭反奉时，被郭怀疑削去军职，或在郭军到新民后，就和张学良暗通声气的少数人得以官复原职外，其余都必须经其逐一考察。这样做既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原第三军团的骨干力量不致流失，仍可为其所用，又避免了军队日后再次生变。
在对旅长以上将领进行甄别时，张学良问他们：“你们说怎么办？”每个人的回答都不相同，有的说：“这是郭鬼子的所作所为，我是没有办法的。”还有的说：“这账，你找郭鬼子算就是了。”只有被郭松龄任命为军长的刘伟颇为倔强，没有把责任往郭松龄身上一推了之，当张学良问他“刘佩高（刘伟字佩高）你怎么干这不是人的事（指附郭反奉）”时，刘伟坦然回答：“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
韩麟春当时在场，觉得刘伟勇气可嘉，是个汉子，在征得张学良的同意后说：“刘佩高你是好样的，还回到第二旅去当旅长（刘伟原任第二旅旅长）。”最后这些高级将领只有刘伟一个人得以重掌军权，其余全部被安排了闲职。
看到大局已定，张作霖遂在帅府办公厅召开善后会议。他进入会场后，首先把头上的貂皮帽子摘掉放在大案子上，接着向会场环视一周，然后才用低沉的语气说：“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来向大家作交代的。”说完，他把目光转向与会的袁金铠：“四哥（张作霖对袁的称呼），你把通电先宣读一下，明天就发表。”
袁金铠清了清嗓子，高声朗读道：“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王永江字岷源）、军事交吴公兴权（吴俊升字兴权），请中央另派贤能来主持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张作霖之所以要让人起草这封通电，直接起因是郭松龄到新民后，便抛开“清君侧”的一套说辞，直接朝他开了炮。在郭松龄发表的告奉天父老书中，张作霖被口诛笔伐，大加指责。迫于形势的需要，张作霖当时也被迫发出通电，承认因连年参战，影响了人民生活，同时表示在张郭战争结束后，将引咎告退。
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既然前面做了这样的保证，后面就不能不有所交代，哪怕是演一场戏。
通常情况下，一场戏除了主演外还得有一众积极配合的助演。未等袁金铠把全篇电文念完，吴俊升就站起来连摆手带摇头地说：“唔……唔……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唔……咱们一块儿撂下！”王永江也连忙站起来：“永江代理一省政务，也不称职，惟有大帅在，我得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现吴督军不肯负责军事，我又不胜任政治，东北大局实不堪设想，倘有不测，招致内忧外患，大帅有负国家人民倚托之重。”
战祸是谁引起的，张作霖说是他，但郭松龄最早的“清君侧”却指明是杨宇霆，此乃众所周知的事。杨宇霆不敢回避，继吴俊升、王永江之后，他站起发言：“苏皖挫败，乃至牵动全局，招致叛变，我是罪魁祸首，理应明正军法，但蒙大帅宽容，准许戴罪立功，这完全是从大局着眼。”
当时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正遭受国民军的猛烈进攻，形势岌岌可危，杨宇霆主张应加紧收编郭军残部，集中力量，先封锁辽西要塞，然后派劲旅到关内对直鲁联军进行策应，以求共同击败国民军。为此他呼吁：“这种危急存亡之际，决不是大帅引退休养之时。”
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言实际也就是表态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直接说这次战祸仅一个月就得以平定，“全仗大帅洪福”，言下张作霖不仅无过，还有功。
眼见火候已到，再讲下去恐怕自己也要感到难为情了，张作霖站起身用手往下一压，让发言人坐下：“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
小六子上了贼船
随着“让贤”的戏份暂告一段落，张作霖突然脸色骤变，一边眼光四顾，一边询问军政执法处处长常荫槐来没来。常荫槐闻声从后面角落里站起应道：“我在这里。”
张作霖大声对常荫槐喊道：“常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常荫槐弄不清张作霖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刚想转身，就被吴俊升制止：“唔……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
吴俊升虽然出身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但处事却极其圆滑，可谓是八面玲珑。他一眼就看穿了张作霖还在继续演戏，只是剧目由“让贤”换为“斩子”罢了，同时张作霖在剧中的虚情假意也都是一样的——嘴上喊着枪毙儿子，不过是要欲擒故纵，换一种方式为儿子擦屁股。
吴俊升两次都是第一个站出来给张作霖圆场，足见其人聪明之处。张作霖暗暗高兴，他假装怒气冲冲地问吴俊升：“你有什么说的？”吴俊升答道：“唔……过去没有张军长（指张学良）还将就，现在没有他一天也不行……”
为了能够把戏演得更为逼真，张作霖当然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就过去，他把脚使劲一跺：“你胡说！”全场为之震动。
吴俊升忙说：“唔……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奉天就顶不住……”
顺着这个现编的理由，“吴大舌头”越说越顺溜：“唔……收编郭军，谁也办不到，唔……我不敢去，大帅也不行，非张军长不行！他一摆手，那些人就都回来！张军长再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在咱们手里，那时候我才敢保你上北京。”
经吴俊升如此演绎，张学良转眼之间价值倍增，张作霖再要“斩子”，等于就是不顾大局了。这时张作相也站起来要发言，张作霖大喊一声：“你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
张作相显然是要继续为张学良说话，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张作霖所有部将中最偏袒张学良的一个，因而此时此刻，他说出的任何话，都可能是在帮倒忙。对于张作霖来说，有吴俊升的那些理由就足够了，用不着再画蛇添足，让别人产生自己护短的印象。
张作霖召开善后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贬新派，扬旧派。他对奉系内部的各个派别并无事先设定的成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新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示了价值，因而受到重用，可是这次反奉战争恰恰又是由新派一手挑起，而且竟然用他老张的军队来打他老张。倒是一群老兄弟们两肋插刀，带着貌似早已过气的旧派人马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
让张作霖心存感激的这帮老兄弟中，既有一贯死忠于他的张作相、吴俊升，也包括一度离开的张景惠、汤玉麟。张景惠在张作霖最感绝望的时候甘愿同生共死，汤玉麟虽然曾犹豫彷徨，但在关键的巨流河一战中，还是义无反顾地率部出击，对郭军进行了截击，由此重获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认为他“作战英勇，为人可靠”。
无论是从感情还是理智上，张作霖都感到有必要给新派泼一泼冷水，再为旧派点个赞。他说：“什么他妈的讲武堂、教导队，花了几百万块现大洋，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地装他妈的了不起。这帮杂种算狗屁！”
黑龙江骑兵旅旅长王永清出身土匪，绰号“天下好”，他不但袭击郭军后方司令部，造成郭军大乱和郭松龄脱离战场，而且还直接擒获了郭松龄。张作霖便把他拿出来作为旧派并不比新派差的证据：“‘天下好’带一个骑兵团就把这帮兔崽子（指郭军）打得懵头转向。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的军队，我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的！”
“我姓张的向来一秉大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张作霖确实可以做到无愧于心，甚至很多将领原来都不是出自于奉系，与他素无瓜葛，比如李景林就是直隶人，只是单纯因为作战有功而受到了重用。回到郭松龄，又何尝不是如此，张作霖对郭松龄刚来投奔他时的落魄情景仍记忆犹新：“郭鬼子这个鳖羔子（鳖羔子指鳖的幼崽，东北方言中骂人的话），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到把他妈给我当老婆他都愿意！”
站在他那个位置上，张作霖对郭松龄反奉的真实起因看得很清楚：“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指汤玉麟，冯麟阁、汤玉麟、张作霖三人结拜时，汤居于老二）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李世民清君侧。”
历史上李世民“清君侧”只是个幌子，为的是实施宫廷政变，争夺父兄手里的权力。当张作霖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他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一下子占了上风，突然又当场发作起来：“我若不亲自毙了小六子，对不起在座诸位……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枪毙你！”
眼看事情要糟，杨宇霆霍地站起身：“请大帅息怒，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的对，为大局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给他统帅全军的大权，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归罪他一个人。”
王永江老谋深算，立即说：“近来大帅操劳过度，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我建议马上休会。”张作相、吴俊升心领神会，两人上前一左一右地架着张作霖退席，张作霖也意识到自己入戏过深，差点就要把戏给演砸了，于是便顺势装着不情不愿的样子，被张、吴架着出了会场，走之前还不停地喊：“张学良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第一章 隐秘的江湖
张作霖入帮后做成的第一桩“买卖”，是绑了两大车富人家的女眷。人们印象中的盗匪往往脱不开“烧杀奸淫”这四个字，但匪有匪道，东北“胡子”在后两个字上其实定有严规。首先，为避免动摇军心，“大当家的”一般不能有“家”，也就是娶媳妇（当然也有例外）。其次严禁“压花窑”，即用强迫手段糟蹋女人。对于“压花窑”的人，他们称为“严岔子”，处理很严，一般都是死刑。
第二章 我就是张作霖
张作霖与张景惠、张作相皆为海城老乡，且一见如故，有着相当好的私谊。三人于是结拜为兄弟，按照年龄顺序，张作霖居于老二，他称张景惠为“我大哥”，称张作相为“我三弟”。加上汤玉麟，张作霖帐下已拥有三员颇为强悍的大将。有人分析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绿林既是晚辈，初起时其力量同其它帮派相比也十分薄弱，后来实力之所以能够扩展得那么快，和手下这几员大将其实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第三章 最关键的一步
在草原追剿的那些日子足可以称得上是艰苦卓绝，若是一个不善于带兵或缺乏江湖经验的人，可能还没过几天，麾下官兵就会逃得一干二净，让指挥官变成光杆司令。张作霖在洮南一干就是几年，部下始终对他不离不弃，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第四章 说破英雄惊煞人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袁金铠的话一下子就把长久以来潜藏于张作霖心中的一个念头勾了起来。那还是他在八角台当团练长的时候，有一天和汤玉麟喝酒，喝着喝着，兴致上来，他放出豪言：“当今之世，满洲无主，我等不应安居一方，而应将小股流匪合并在一起，形成强大势力，而后称霸满洲。”
第五章我自有办法
张作霖来到高坎街上，众人迎上前来，毕恭毕敬。张作霖很客气地与大家一一相见，但绝口不提过去的事，概因当年有很多高坎人得罪过他，他怕在公众场面突然提起别人会尴尬和为难。之后，他才单独把几个和他有过恩怨的高坎人请到自己的会客室。这些人被请去时个个心情忐忑，未料张作霖不咎既往，以诚相待，并且很恳切地对他们说：“咱们哥们，年轻时闹过摩擦，算个什么？早忘了，我早忘了。老实说，没你们打我，我还没有今天。”
第六章 明人不做暗事
士官生是民初不容小觑的一股军政势力，在杨宇霆崭露头角的时候，他的同期或不同期同学也多已居于显要位置，段祺瑞的首席幕僚徐树铮就是一个。徐树铮是第七期士官生，比杨宇霆要大一期，但两人在性格、能力、经历上极其相似，也特别气味相投。同时，徐树铮受段祺瑞信任和依赖的程度，甚至还要超过杨宇霆之与张作霖，所以有段祺瑞的灵魂之称。有了这层关系，杨宇霆联络段祺瑞，便只要与徐树铮打好招呼就行了。
第七章 相约取天下
在奉系军人中，郭松龄向以特立独行、标新立异著称。当时奉天的一般读书人多数喜欢阅读旧史书，只有郭松龄爱看新出书刊，一般军政人员多少都会涉猎一点喝酒赌博，唯郭松龄从来不碰，也不与这些人交往。他教学时也是一板一眼，不但敢于严格管教学生，还会毫不客气地对队长、区队长进行约束。按照军校内约定束成的规矩，教官是不能管队长的，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郭松龄性情古怪，便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郭鬼子”。“郭鬼子”谁都看不上，也不结交，唯有张学良是极少的例外。
第八章 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实际上，就算张作霖本人要出面谋私，他被搭理的可能性也接近于零。有一次，张作霖有事找王永江，王永江到帅府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从内宅出来，他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对副官说：“我还有事。”说完便扬长而去，事后张作霖也未有丝毫怪罪之意。不仅如此，每当部下中有人被任用为县知事或税捐局长时，张作霖还会在谈话中加以提醒：“王岷源（王永江）脾气不好，很难伺候，你要小心好好地去做事。”
第九章 他真的叛变了
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与青少年时期那个在刀山火海中闯荡来去，从来也不皱一皱眉的“张老疙瘩”相比，如今的张作霖虽然在政治场上越来越精明，越来越油滑，但论起打仗和与之相应的能力胆魄，却显得越来越不济了。杨宇霆后来对别人说：“张老将军（指张作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是军事家，他指挥军队乱出主意，毫无定见，而且胆量又小。”
第十章 上了马就不肯下来
随着“让贤”的戏份暂告一段落，张作霖突然脸色骤变，一边眼光四顾，一边询问军政执法处处长常荫槐来没来。常荫槐闻声从后面角落里站起应道：“我在这里。”张作霖大声对常荫槐喊道：“常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
第十一章 黎明前的灯胆
从以下犯上的角度来说，这几乎就是郭松龄反奉的翻版，那郭松龄毕竟是张作霖的部将，张学良却是他如假包换的亲生儿子。身为被父亲授予兵权和托付重任的儿子、未来的“太子”，竟然企图以兵谏的方式逼老爷子归附北伐军，这也太违背常理了，所以当时在张学良手下做事的人，多数不敢相信。只有深知张学良思想和了解他性格的人，才能判断出这件事完全可信，刘鸣九就曾说：“张先生做事情与常人不同，有些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他却能做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