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是继《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之后，陈寅恪研究领域又一力作。在新史料方面，披露了陈寅恪1937年至1945年间的照片、聘书、藏书、书信等珍贵史料，这些史料蕴含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不仅可以管窥陈寅恪的治学路径，也可以观察这位学者平时的生活细节。在新问题方面，既有胡文辉、张求会、李海默等学者对陈寅恪晚年诗的重新解读，又有对围绕在陈寅恪周遭却隐没在历史之中的“失踪者”的深入考察。本书不仅拓宽了陈寅恪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拉近了读者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人格风骨之间的距离。

　　抵抗道德机会主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激进背景
　　下的陈寅恪“光宣全盛论”
　　赵刚
　　1913年，也即清帝逊位的第二年，陈寅恪先生在伦敦一次展会上看到中国传统的新嫁娘凤冠时，写诗感慨道：“承平旧俗凭谁问？文物当时剩此冠。”a诗中“承平”一语，透露出他对前清的正面感受。到1927年，陈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国维的名作《王观堂先生挽词》一诗中，直接把清朝同光时期称之为“盛世”：“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b这种对于晚清全盛的认知，并未因时间流逝、政治风云变幻而淡漠，其1938年所写的《蒙自杂诗》云：
　　定庵当日感蹉跎，青山青史入梦多。
　　犹是北都全盛世，倘逢今日意如何？
　　这种感受到陈寅恪先生的暮年，特别是在席卷中国的“文革”狂潮即将来临的1964年和1965年变得日益强烈。1964年《赠瞿兑之》诗言：
　　开元全盛谁还忆，便忆贞元满泪痕。
　　1965年所作《高唱》一诗言：
　　如何鹤发开元叟，也上巢车望战尘。
　　同年冬所作《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诗一律》云：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开元鹤发零落尽，谁补西京外戚篇？
　　众所周知，清朝在同治、光绪两朝五十年间，随着西潮东来，经历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衰退走向灭亡。陈氏身丁末世，因祖父和父亲均为晚清政坛之风云人物，得以熟知当日政治内情，据本人回忆，他早在少年时代即感觉到历史巨变的迫在眉睫。在同光乃至辛亥革命前后，无论革命党人和其他新派人士，还是各式旧式学人，很少有人如此明确地认为同光时代是一个盛世，更不会把它和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盛唐相提并论。就此而言，深悉当日政潮时局和中外古今历史的陈寅恪，竟以盛世评说同光时代，不能不属惊世骇俗的反常之论。后来学者常以此作为他立场保守，或认为他仍存旧日士大夫或遗老遗少气息的证据之一。1930年代，陈在学界的遗民遗少的形象，已经广为流行。人们争论的焦点转到他究竟是文化遗民，还是政治遗民。b1980年代以后，陈寅恪的学术文化理念重新为人重视，他因罕有其匹的文史造诣，为世尊为国学大师，他对民国以来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冷眼旁观，又被尊为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倡导者。但是，直接讨论陈的“同光全盛论”者仍然很少。倒是一些不满陈寅恪热的学者，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回到传统的观点，要求正视陈寅恪所谓封建保守的一面。有学者甚至认为他是儒家纲常礼教的最后倡导者而加以强烈的批评。他们言外之意，是要用他们心目中所谓人所共知的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缺陷，给1990年代以来的陈寅恪热浇一瓢冷水。但是，如果把他们所列举的证据，放到原文的脉络中细心体会和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牵强附会之处。在这
　　方面最有代表性也最有趣的是蔡仲德氏的《陈寅恪论》。全文洋洋洒洒数万言，推理却非常简单而武断：三纲五常乃吃人礼教，陈寅恪认为三纲五纪是传统文化的要旨，故陈是吃人礼教的倡导者。c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对陈寅恪学术倡导不遗余力的学人，在这个问题上多沉默不言，倒不免予人理亏气虚之态。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重新回到陈寅恪的学术著作，从他本人的学术理念探寻陈寅恪“光宣全盛论”的由来。陈寅恪先生本人早在1940年代中，就注意到外界在这个问题上对他的看法，并就此作出澄清。1945年夏，当整个中国沉浸于抗战胜利的喜悦，憧憬民主政治的未来之时，陈借作吴其昌《梁启超传》读后感的方式，就戊戌以来五十年中国历史发展，以及他的怀旧伤古的真实用心，做出既委婉但又清楚的解答。他说：
　　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因读此传，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乃知乃父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
　　陈寅恪从“五十年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来解释他“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的由来，实际上是想说明他所自谦的“迂腐”之论来自其对所处时代的观察和检讨。不是他的思想落伍于时代，而是这个时代已经沉沦到了五十年前水准之下。他有意用“甚嚣尘上”描述1945年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对“民主政治”的呼声，或许不仅是洞察此辈假今日民主之名，行来日专制之恶的欺骗伎俩之后的鄙视之情，更流露出他对以口号、姿态、标语空前激进为特点的20世纪中国激进思潮及其灾难性后果的痛惜愤激之情，含蓄而极其沉痛。他特意强调自己“美延当乃知乃父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就明确地说明，他的貌似守旧之论，实际上着眼于中国未来的探索。也许他担心后来的读者仍然误解他的良苦用心，把他的忧伤苦痛，仅仅看作是旧式士大夫怀古伤旧之情绪，因此又特意补充了一笔，强调自己“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而他“付美延藏之，美延当乃知”云云，就笔者大胆地推测，其实是希望下一代能对他的政治理想及20世纪前半叶中国激进革命浪潮的批判的孤心苦诣，有真正的理解和认同。在他对同时代人的深深失望之余，希望能在未来找到自己思想的知音。
　　如果从陈氏家族的兴衰和中国19世纪末以来历史命运休戚与共的相互纠葛看，陈以怀古伤今的方式反省20世纪中国激进思潮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他的祖父陈宝箴早在1860年代，目睹圆明园“干霄之火”的悲剧，大受刺激，敏锐意识到传统制度的过时。在多数士大夫仍然视郭嵩焘为汉奸卖国贼之时，毅然转向郭氏推崇的西方新法。但是，当甲午战后部分士大夫受失败求和的刺激，血脉偾张，从急从快，试图一举改变中国面貌之时，陈寅恪乃祖和乃父却洞察其弊，鉴于中国改革变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再次发时人所未发，倡导现实稳健的改革路线，成为戊戌变法的历史契机。可惜，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由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倡导的，以“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a的现实温和渐进的改革理路，还未付诸实际，就被扼杀于起始之时，最终让位于激进浪漫的革命狂飙。纵观此后一百年来民族国家之历史，一代代中国人无不是在激进和革命的大路上狂奔和歌哭，很少再有像陈氏祖、父两代那样
　　温和现实的改革倡导者。或许有那样的倡导者，他们的声音，也为革命的喧嚣所吞没，再没有得到像陈氏祖父两代付诸实践的历史舞台。这种从温和到激进的历史嬗变，不仅使得中华民族最终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和煎熬，也让陈寅恪本人最后付出生命的代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寅恪一家三代的历史命运，其实是华夏民族近百年现实温和革新道路命运的缩影。如果陈家在戊戌前夕崛起，则标志着这一变法思路的兴起，而陈家因戊戌变法失败退出政坛，也是这一路线的失败。陈寅恪1950年代被迫退出讲坛和他在“文革”中的悲惨去世，应验了陈氏祖孙三代所忧虑的激进主义发挥到极致之后，使整个国家和陈氏家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此而言，陈氏的家痛和20世纪中国的国殇互为一体。上引最后一首诗所说的“家国旧情”“兴亡遗恨”，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分析，确如陈寅恪所说，绝非一般旧时文人墨客空泛无关痛痒的寻常怀旧伤古之思，而是对激荡百年留给陈寅恪及其家族铭心刻骨的精神创痛的反思。而陈氏在身历近百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激进和革命的喧嚣中，逆流而上，坚守“光宣盛世”之论，也不是故作惊世骇俗之态，而是他“悲往事，思来者”，面对20世纪中国历史巨变与未来，寻求破解之道的整体思考和检讨的一部分。
　　如果陈的晚清盛世论是他对20世纪中国激进思潮的批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是从什么角度展开这种思考？是从清朝遗老遗少的立场，还是立足于文化本位主义的保守立场？他为何把戊戌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一个退化过程？五四前后，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激进化思潮有批评，但很少有人像陈寅恪那样，通过“光宣全盛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是什么机缘使陈对“光宣全盛”情有独钟？学者常强调陈寅恪的家世，那么，这种家世是如何影响陈的历史思考？笔者仅就这些问题做一初步的讨论，疏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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