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第九辑）》：
3.金海凤凰洞和仁川桂阳山城《论语》木简研究
《论语》作为儒家学派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为当时推行儒学教育的重要教材。影响所及，当时上至天子下至士庶，皆以之作为学习儒学的入蒙读物。在汉代的墓葬和遗址中均出土了《论语》，如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论语》、罗布淖尔汉简《论语》、悬泉置汉简《论语》和肩水金关汉简《论语》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纸张已取代简牍成为通用的文字载体，中国历史由所谓“简牍时代”进入了“纸张时代”。此时儒学仍然为历代统治者崇尚，儒学教育较以前更为普及，《论语》依然是最为重要的儒学入门教材。因此，在敦煌吐鲁番的古墓或洞窟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唐代《论语》写本。
2001年釜山大学博物馆在金海凤凰洞发掘出写有《论语·公冶长篇》部分内容的四面木简。①作为首次在韩国发掘的典籍类木简，它被视为新罗时代政治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资料。②之后，2005年在仁川桂阳山城发现了一枚《论语》木简。此木简与凤凰洞木简同为多面木简，《公冶长》篇等《论语》的部分内容被记载在木简的5个侧面上。③发掘部门将此木简的时期推定为百济时期4至5世纪，李亨求认为“桂阳山城出土的《论语》木简的书体与魏晋时期流行的写经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使用时期与一同出土的圆底短径壶的考古学年代4至5世纪大体上是一致的。另外，《论语》木简出土的层位（Ⅶ层）中收集到的木质试料的科学测定年代与考古学年代是一致的，这一点备受瞩目”，从而认为木简的年代为4至5世纪。④但也有人认为其是新罗木简。⑤
两枚木简制作、使用时代各属于4至5世纪和6至7世纪。这时已经是广泛使用纸张的时代，当时还将《论语》抄写在木觚上，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必定与该木觚的制作用途存在密切关系。学术界针对这些《论语》木觚的用途，有不同意见，如习书用，①或是为了官吏候补人员而准备的学校教育用，②又或是负责记录的下级官吏们的识字课本，③亦或是释奠仪礼中的讲论用等。④
金庆浩认为贞柏洞364号坟《论语》具有竹简册书的形态，和定州《论语》竹简的形态和书写方式有很多的类似点。7世纪时期的金海凤凰洞出土的《论语》木简以及仁川桂阳山城的《论语》木简都是《公冶长》篇的部分书写内容，它们和单纯的习书简是不同的。特别是682年新罗设置国学，国学生在结束学业的时候，通过授予大奈麻、奈麻等官位就任下级官吏。而且，《论语》在国学入学时成为转变为官吏而必读的书目。日本出土的《论语》可以区分为学习用和习书用两个种类，韩国的木简与这样的性质稍微不同。观音寺遗址出土的《论语》木简不仅在形态上与韩国木简很类似，而且习得的过程也是通过国家制定的法令或制度进行，这一点可以解释为国家主导《论语》的普及，即统治理念的扩散。⑤
尹在硕先生以中国使用的木觚的用途为依据，对韩半岛出土的《论语》木觚之用途进行了考察研究，认为仁川桂阳山城与金海凤凰洞出土的《论语》木觚的用途也可能与习字或蒙学教育有关，是为了让众人共享而制作出来的：许多学生在学校里利用这种木简来学习和背诵儒教经典《论语》。反映出4至5世纪百济和6至7世纪新罗的儒学教育的现实情况。可是，在这两件木觚的制作时代，韩半岛已经广泛使用纸张抄写书籍，尽管如此，未用纸张抄写而仍用木觚书写，这反映出韩国古代的儒学教育虽然总的说来与中国相似，但在具体教学形式方面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这是由出土文献给我们带来的新认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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