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会有人质疑上述的“审美一避世”动力论，原因大体有二：其一，《“人学”》核心是“人道主义”，强调文学应当爱人，并教人爱生活，这似与“厌倦人、鄙夷人”的“避世”情结格格不入；其二，钱谷融如此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为何《“入学”》反倒选择“教育”功能为其立论之本呢？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钱谷融自称“厌倦人、鄙夷人”时才二十二岁，年少轻狂，用词夸.张不难体谅。更何况，恨往往是爱的变奏。香山居士白居易曾以“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诗，写尽有情人的眷恋和无缘者的遗憾。鲁迅则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概括自己对民族精神境况的赤诚痛感。所以，就算钱谷融年轻时曾“厌倦人、鄙夷人”，那大概也是他太爱惜“人”，对“人”怀抱太多期待，当他发现其期待大多无法实现，难免就“由爱生恨”了。故无论钱谷融看人是“同情”或“鄙夷”，其胸中跳着的是同一颗爱人的心。而从“鄙夷、厌倦”到“同情、尊重”，就是这颗心慢慢绽开的过程。
同样，“避世”与“乐活”也不绝对矛盾，因为生活可以很公共，也不忌个性化。钱谷融出于对坊间污浊与庸妄的过敏，更愿意在文学为其营造的私人花园“采菊东篱下”，这难道不是缘自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人学”》强调文学应能让人“更热爱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指艺术是令“人生……值得过活”的另种表达。
再来回答问题二。
的确，《“人学”》中找不到“审美”二字，但若因此认定《“人学”》忽视“审美”，未免草率。所谓文学审美，是读者被作者通过文字营造的意象、意境所触动，而激起的灵魂波动或涟漪。故审美又可表述为“动人”。少年钱谷融钟情“忧郁”，就是因为这类文字特别能打动他年轻的心。而《“人学”》更将“动人”视作连接“人道动力”和“教育功能”两大关键的桥梁。比如他说：“作者就用他的这种热烈分明的爱憎，给了他的人物以生命；又通过他的人物来感染读者，影响读者。……假使作家所着眼的是所谓‘整体的现实’，……那么，他就再也写不出这样激动人心的作品来，再也收不到这样巨大的效果了”。①可见钱谷融视“动人”为作品有否“教育功能”的必要条件。钱谷融又说：“如果作者不是这样的人道主义者，他就绝写不出能够感动人、能够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来”。②这句话可以解读为，人道主义情怀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最能打动人，此乃文学审美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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