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北京城三易其主，从大明崇祯到大顺永昌再到大清顺治，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此时明朝的北京中央政权虽已崩溃，而鼎湖虽去，但逐鹿未息，到底谁会最终成为统一天下的新主人，形势还不明朗，因为此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尚并存三股军事力量：
第一股势力为李自成农民军的大顺政权；第二股势力即已经入京的大清政权；第三股势力为明朝的延续——南京的弘光政权。这三股势力时而互相斗争，时而又互相妥协，历史给了各方平等的机会，李自成、多尔衮及朱由崧都有问鼎天下的可能。如果以军队人数而论，当以李自成力量最为雄厚。李自成虽然经北京之败，但仍有军队百万多，据有陕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各省，形势仍然十分有利；而多尔衮拥有的清军不过十余万，在数量上远逊于李自成的农民军，但八旗铁骑，能征惯战，再加上新胜，锐气正盛，又兼有吴三桂的新降，也助长了一定的实力；南明政权则占据长江天险，拥有江南沃野千里，更有江南民众的鼎力支持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民心所向，在军事力量上，除拥有正规军队数十万外，还有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军，在军队数量上既不逊于大清，也不弱于大顺。可以说，在当时这三大势力旗鼓相当，至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王朝更替，易代鼎革一类的社会剧变，影响到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人，尤其是与政权息息相关的士人阶层，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战乱、饥馑与死亡，往往还意味着政治态度、道德人格的艰难抉择。由于中国的士人历来与政权密不可分，士人无论是隐是仕，体现的都是对政权的不同态度，而士人的出处又历来被传统儒家思想所重视，尤其在易代之际更成了检验士人操守的试金石，如何面对与选择，造就了这一时代性的课题。
其实概而言之，易代之际的士人政治选择不外乎三种：第一种，跟随故主殉节，义无反顾地践行原有的道德准则，作出这一选择的主要是节义之士。当北京城陷，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后，大学士范景文、倪云璐等人于家中自尽殉节，以表示对君国的忠心；第二种，为故朝故君守节，即遗民。他们采取的是与新政权不合作的政治态度，拒绝出仕新朝，不应新朝的科举，甚至连没人仕途的诸生也以“弃诸生”的行为来表示对新朝的政治态度。在明清交替之际，这种现象也十分普遍，代表人物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第三种，归顺新朝，为新政权服务，成为失节的贰臣，这类人以“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代表。
可以说，在天崩地坼之际，士人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无论哪一种选择，都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抗清志士，虽然深知明政权已腐朽不可救药，但本着儒家忠义思想下的社会担当的家国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鲁阳挥戈、背水一战，以求问心无愧，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政治选择不可谓不惨重；而选择以遗民身份终老的士人，也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他们虽然保全了生命，但牺牲了士人“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独守一隅，垂空文以自见，内心的悲凉也可想而知；至于贰臣，他们的选择更具复杂性，我们在书中将有详细分析。
甲申之际，不到一岁之中王朝鼎革、几易其主，此时的士人尤其是前明的官员，承受了巨大的历史压力和艰难人生选择。在经历了鼎革之际的漂泊无依，悲伤苦闷之后，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时局变化中，惊悸未定的他们必须就自己的出处作出选择，这不仅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体现着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思索和寻求，也选择了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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