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时容易·一生江海客
1949年香港,为毛泽东画《荷花图》
1949年的中国,宛如洪水退后又露出的股实土地。伴随着毛泽东“宜
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铿锵诗句,解放军于4月23日一举
攻克南京,从而结束了国民党22年的统治。与历史上每次的改朝换
代一样,在充满喧嚣和激情的同时,也伴有迷失、无奈和惶恐。政治风
云的剧变,颠覆性的重大社会变革,让很多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新
旧政权之间周旋,虽然此时多数国人已不再怀疑共产党人在军事上的能
力,但对他们能否掌管好国家还在拭目以待。毕竟适应并融入一个新的
社会,除了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
尤其是颇具“城府”的知识阶层,与翻身做主的劳苦大众们相比，他们
显得内敛和谨慎了许多。审时度势、以静制动,历来是改朝换代之际知识
分子们所特有的心态。特别是充当喉舌的文艺界,因其肩负着舆论导向作
用,更是重中之重。为此在新旧政权交替的特殊形势下,优秀的知识界精英们,成了国共两党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别时容易·一生江海客
1949年香港,为毛泽东画《荷花图》
1949年的中国,宛如洪水退后又露出的股实土地。伴随着毛泽东“宜
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铿锵诗句,解放军于4月23日一举
攻克南京,从而结束了国民党22年的统治。与历史上每次的改朝换
代一样,在充满喧嚣和激情的同时,也伴有迷失、无奈和惶恐。政治风
云的剧变,颠覆性的重大社会变革,让很多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新
旧政权之间周旋,虽然此时多数国人已不再怀疑共产党人在军事上的能
力,但对他们能否掌管好国家还在拭目以待。毕竟适应并融入一个新的
社会,除了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
尤其是颇具“城府”的知识阶层,与翻身做主的劳苦大众们相比，他们
显得内敛和谨慎了许多。审时度势、以静制动,历来是改朝换代之际知识
分子们所特有的心态。特别是充当喉舌的文艺界,因其肩负着舆论导向作
用,更是重中之重。为此在新旧政权交替的特殊形势下,优秀的知识界精英们,成了国共两党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一时间，有的不远万里海外归来,有的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只好无奈远离。知识分子的流动成了新中国刚成立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当然，无论是归来还是离去,必有其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本也无可厚非。
刚打下天下的共产党在新中国还没正式宣布建国前,就先把部分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请到北平聚会,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力献策。但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上,郭沫若也旗帜鲜明地宣布：出席大会的代表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显然,所欢迎的对象是那些能将政治和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文艺家们,只有这样的艺术家才能被新中国吸收和接纳。
1949年7月,随着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正式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针。并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将这个“总方针”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为政洽服务”。因当时的新中国还处在襁褓阶段,力量还显稚嫩和薄弱,加上国际上孤立、国内斗争形势复杂而微妙等因素,所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还可以被当时的文艺家们所理解。历史也证明,文化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同时,过度的强调政治也必定会背离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怎样才能把握好这个度,真是一件比“文化艺术”本身还艺术的事儿。
这个文艺方针的确立,让那些来自国统区或海外归来的文艺家们隐
隐感到了不安。他们本来就对自己复杂的政治背景极为敏感,在这个与
政治紧密挂钩的文艺方针下,他们的底气显得虚弱。而对于那些以前
直主张文艺应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艺术家们来说,则更是在这股越来越汹
涌的政治波浪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和迷茫。随着新时代的突然降临
带给他们的是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创作要求,这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
与那些来自延安和解放区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相比,他们感到手足无措,
甚至有芒刺在背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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