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内特·克尔特（Renate Klett），剧作家，曾担任德国国际戏剧节项目总监和艺术总监，并曾以文化记者的身份在巴黎、伦敦、纽约和罗马等地居住多年。目前她在柏林工作，是《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新苏黎世人报》《法兰克福评论报》和《法兰克福日报》等多家报刊的戏剧舞蹈类特约评论家。
　　
　　罗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生于1957年，加拿大魁北克省。1985年他凭借执导戏剧《龙之三部曲》一举成名；其后陆续创作了著名舞台剧《莎士比亚系列》（1992—1994）、时长达数小时之久的《太田川的七条支流》（1994）和《众声喧哗》（2007）以及独幕剧《捕月》（2000）和《安徒生计划》（2005）等多部作品。他共执导过五部大荧幕作品（包括《告解室》、《捕月》、《无能无不能》等）。此外他还是彼得·加布里埃尔全球巡演和太阳马戏团Kà秀的总设计。1993年，他执掌了先锋戏剧公司机器神。由于他在戏剧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勒帕吉获得了包括加拿大国家勋章和2007年欧洲戏剧大奖在内的诸多荣誉。

　　《走近罗伯特·勒帕吉：与芮内特·克尔特对话》是加拿大最知名的戏剧导演、视觉艺术家罗伯特·勒帕吉的主要艺术论著，由德国自由戏剧和舞蹈批评家芮内特·克尔特发问，罗伯特·勒帕吉作答。在二人的对谈中，勒帕吉讲述了自己的艺术之路和成长中的心路历程。这位加拿大最伟大导演兼制片对于艺术始终如一的追求，对于戏剧中各种可能的探索在书中展露无遗。
　　勒帕吉把戏剧创作上的高科技与最古老的讲述故事的艺术结合起来，其导演创作手法把二维空间的绘画远远地抛在后面。从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概念中的典型例子：我们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和生活环境中所产生的艺术的关系。

　　罗伯特·勒帕吉是一个把人类意识展现到极致的导演。
　　——李欣频
　　
　　勒帕吉则一生以“不创新，毋宁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戏剧导演生涯中做出各种尝试。
　　——网友

　　克尔特：没想到您也对高科技产品如此的不在行，这倒是让我聊以自慰了。不过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勒帕吉：很好笑吧，但我真的对这些东西完全不通。我只会写写电子邮件，电脑的那些功能里，我会用的不超过百分之五。我真的确确实实对电脑一窍不通，我发誓。
　　克尔特：那您是怎么在您的表演里融入那么多高科技效果的呢？
　　勒帕吉：这些事自然有专家们会去负责，我只需要告诉他们我的想法，然后他们会负责构思和细节的实现。确实有过一段时间，这些特效是我自己负责完成的。但是这一行的技术发展实在太快了，所以我干脆就在某个时候停下了追赶的脚步。
　　克尔特：在您以前的作品中，您使用的技术特效就像手工制作的一样：虽然使用的方法并不复杂，但效果却出奇的好。甚至在《太田川的七条支流》一片中依然
　　如此。所有的效果看起来都是那么“高”科技，但是只要一去后台参观，就会发现那些都是“低”科技。
　　勒帕吉：啊哈，低科技！这就像威廉姆· 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 在他的幻想主义作品中采用的“手工低科技”一样。就像电影刚诞生那会，每当影片里的火车驶入车站时，影院里的观众都有种感觉，好像火车真的向着他们直冲过来了似的。其实这就是视觉和习惯性思维在作祟的关系。《安徒生计划》这部剧的特效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我只是用了一台投影仪而已——当然，怎么使用它才是最关键的。
　　克尔特：这些我们接下去还会再谈到的。现在还是先按照顺序，从您的生平开始吧，同意么？
　　勒帕吉：同意！呃，我是1957 年12 月12 日在魁北克市出生的。作为一个60 年代出生的小孩，我的文化背景和魁北克20 世纪60 年代的环境自然联系在一起。
　　我的父亲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母亲是个家庭主妇。两个人都经历过战争，当时我的母亲在军队中服役——这点我在《龙之三部曲》中曾有提及，我的父亲则在海军服役。他们都是法裔加拿大人，但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为我母亲当时随军驻扎在伦敦，而海军中几乎人人都能说英语。所以对他们来说，孩子以后会说一口好的英语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也算是那个特殊时代留给我们的一点特殊馈赠，毕竟当时在魁北克学习英语并不是一件很时兴的事情。就这样，我在双语的环境下一天天长大了，当然我还是对法语更为熟悉。
　　克尔特：您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妹。
　　勒帕吉：因为我的母亲曾多次流产，她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无法再生育了，所以在哈利法克斯（ Halifax）的海军基地驻扎的时候，我的父母收养了两个孩子：我的哥哥大卫（David）和我的姐姐安妮（Anne）。安妮在去年刚刚去世。但不久之后，当父母回到魁北克时，我和妹妹琳达（Lynda）出生了。于是家里本来平衡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微妙，因为被收养的孩子们开始感到自己是“外人”，而我们两个才是家里的“自己人”。但其实我们并不觉得是这样——当我们降生到这个家庭时，他们早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他们“身上流着和我们同样的血”。但毕竟还存在着另外一道裂缝，那就是语言。他们以前念的是英语授课的学校，所以来了魁北克之后理所当然还是上的英语学校，而与此同时我和琳达念的却是法语学校。表面看来，我们家是一个典型的法裔加拿大人家庭，但当我们看电视时，却经常因为是看法语节目还是英语节目而争吵不休。事实上，我们想看的是同一个节目，只是播放语言不同罢了。
　　克尔特：相比起讲英语的孩子，你们这些讲法语的孩子会觉得高他们一等么？
　　勒帕吉：完全没有。虽然魁北克是个法语族裔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但是作为少数派的英语系族群还是颇具影响力的。因为加拿大毕竟曾是英国殖民地，直到20
　　世纪60 年代，魁北克才争取到法语区的地位，在那之前经过了很长时间。并且在1970 年还发生了被称为“十月危机”（Oktoberkrise）的暴力事件，这是一次很严重的政治危机，自那之后，所有的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我的父母把英国女王视为“我们的皇后”，虽然他们说的语言是法语。这就像一种60 年代流行的传染病，也是我日后作品中经常触及到的一个主题：文化的认同感——总在变化，或交融或分离，难以琢磨。
　　克尔特：那您是怎么长大的呢？
　　勒帕吉：我的家庭情况很简单，简单到不需要花很多语言去描述：贫穷，但是简朴。哥哥和我睡一个房间，两个姐妹睡在另一个房间。我的哥哥和我相差七岁，就像《捕月》 一片中演绎的那样，我们用书架把床一分为二。当时我才刚刚七岁，而我的哥哥已经开始对《花花公子》一类的杂志感兴趣。不过幸运的是，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与艺术相关的工作。（在那之前）我们的家庭和文艺这一行几乎是完全绝缘的，但是他开始画画、摄影，并带回一大堆艺术书籍。于是摆在我们两个人的床之间的书架很快成了我的百宝箱。我不但能在那上面找到《花花公子》杂志、摇滚乐唱片，也找到了古典音乐和保罗· 萨特（ Jean-Paul Sartre）的书。我把所有的这些都从书架上偷偷地搜罗了下来，但我发现，相较我的年纪而言，理解这些东西都太勉强了。因此我很佩服我的哥哥，但是横亘在我们之间有个很现实的鸿沟，就是年龄差距。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和一个七岁的孩子很难找到共同语言。直到后来，我长大了一些，我们才开始交流。但很快，为了学习摄影，他从家里搬了出去，并且最终成了一名教授摄影的老师。现在他定居在渥太华。
　　……

第一次谈话布鲁塞尔，2007年4月2日
第二次谈话布鲁塞尔，2007年4月3日
第三次谈话特内里费，2007年4月20日
第四次谈话蒙特利尔，2008年6月4日
作品编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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