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普通的一天开始，只是十九岁的“我”正在为杀掉自己唯1的朋友做准备，“我”把她引诱到家里，取其性命，案发地血流成河。就这样，“我”成为社会焦点，一场以“我”为主角的猫鼠游戏就此展开。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通过对一件“无由”谋杀案的描述，展现虚无者的可怕心理。伦敦大学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认为作者阿乙在技术上对一起黑暗事件做出了完美无瑕的描述。

读《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像坐过山车，请抓好扶手，不要松，做好旅程结束才能放松的准备。

——《洛杉矶书评》

有趣的是，除了故事的精准性和节奏之外，《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也为我们剥开了一个备受折磨却空虚的灵魂，这个灵魂存在于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当中。同时，它让我们感受到刻印在所有人类行为背面的凛凛寒意。

——何塞•玛利亚•盖尔本苏（José María Guelbenzu），西班牙《国家报》

 一

今天，我去买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反而欲盖弥彰，后来挑上一副普通平光眼镜，似乎就好很多，它一点也不招摇，看见我的人们又准会以为我是一名由来已久的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相信戴眼镜的人。我还买来透明胶带。我试着将自己的一只手缠绕起来，要用很久才能将之剥离。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添置衣服这一项，然而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来岁，身形矮小，脸很黑，脸颊上长着一颗蓝黑色的痣，其上生长一根细毛。刚有一位顾客对她的容貌嘲笑有加。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行使自己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就大为后悔。这是一双没办法再低三下四的眼睛，我走到哪，那目光就追随到哪。我正要走，听见她叫唤我为叔。她凄惨地说：“外边一千多元的我这里卖几百元。一样的货，都在我这儿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这些能招徕顾客的话她背诵起来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将它扔下。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门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遗憾地跟出来。这时路前方走来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身穿西服，脚踏锃光瓦亮的皮鞋，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未料她低呼道：“有啊，怎么没有？”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时瞅着我，生怕我走掉。她果然都替我找齐，只是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搂着衣服去试衣，出来后照镜子，见有发蜡，问：“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用指头揩出好大一坨，将头发梳得乌亮，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岁吧。”

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惊惶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出来后，我将新衣丢下，注视她有六七秒（她真是难看啊），问：“多少钱？”她顿住，然后整个人几乎痉挛一下。她很快便从计算器那里算出结果。“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元，只收五百八十元。”她说。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元，否则一点利润也没有。”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看着她那仍然不曾消退的一脸的兴奋，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两百元。”

“本都不够，叔。”

“两百元。”

“你要是真心诚意，四百元拿走。”

“我只有两百元。”

“两百元买走四样东西，这样的生意做不起。你要是买哪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掉。身后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分明听见两个她在她心内吵架，一个她急着要出来叫住我，另一个她则认为还应该等等，这时谁做出主动的姿态就意味着谁必须让步。我接着往下走，就在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听见她喊：“等等，两百元给你。”我回头，看见她表现得十分懊恼，简直是在气急败坏地朝我招手，另一只手则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袋子。我挥手回应，然而并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我身上只剩十元，也许还有几个镚子儿。

下午六时三十分，我回到学院的家属院，何老儿恰好也回来。院子内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学院的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他们四肢并拢，笔直地站着。

我远远跟随何老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打开自家的门。屋内啥都没有。有时候我真盼望在打开门的同时，有些什么窃贼扑上来。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消磨眼下的时间。据说为用掉过于充足的时间，劳改犯总是刻苦地去学习各种知识，以至出狱后变成经常被人请教的能人。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卫生间，努力想着某位女生，想她们搔首弄姿的模样，然而什么也想不出。尽管如此，我还是完成射精。

随后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得找点事情干。我走进书房，揿亮灯，在角落里有一台不设密码锁的军绿色老式保险柜。上边盖着一层防尘罩，堆放着一樽插着塑料玫瑰的瓷瓶、一捆《大众电影》杂志、一个花盆以及一只纸箱。移开这些东西后，我找出自己钥匙中差不多大小的那把，插进保险柜锁芯，缓慢试探。接着我揿灭灯。黑暗使人专注，并且变得富有耐心。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字画、玉器、美元、子弹壳等玩意儿。

我想当叔母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一定会愤怒到极点，然而又不敢声张。这是她应得的。我们家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奔叔叔，是两家必须完成的交易的一部分。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是成绩更好的爸爸做出让步，供养叔叔读大学，而自己在煤窑把肺搞坏了。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叔母，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本地人，便觉得我们全都是在沾她的光。妈妈将我送到省城时，拿出老家的土特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嘛，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说：“我妈妈可是比你能挣钱。”我住进家属院时，叔母和叔叔还没搬走。不得不说，那是我极为难熬的一段岁月。拘谨，压抑，羞愧，脸色总是发红。我无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无法判断她是否如意。记得有一次，她突然说：“难道说我连电视都不让你看了？”我这才想起，因为恐惧于她的指责，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开过电视。她总是反复地擦地，墩布擦过后，还要跪在地上用湿抹布擦。吱吱地响。我曾想去与她相识的人那儿打听，以判断她的洁癖是过去就有，还是从我出现后才有的。

现在她住在另一校区的家属楼，漫长地装修一间复式公寓。叔叔去地方上挂职已久。我一个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自由，现在却觉得自由不过尔尔，总是有一股发霉的味道。时间太富余，我没办法用完。

我捏着钥匙柄，轻轻且反复地去转动它，整个人沉浸于其中。这时从走廊处传来脚步声，停下，又听见钥匙在叮当作响，来者找准一把，粗鲁地插进锁芯，防盗门应声而开。有人回来，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突然意识到什么，往外扯它，可它的齿部却卡死在里边。仓促间我不慎将钥匙扭断。叔母开第二道门时，我凭感觉罩好防尘罩，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杂志呀瓷瓶呀花盆啊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重新布置一次。放花盆时我的手剧烈颤抖，差点让它掉下来。

书房——也可以说是库房——的门是虚掩的。

叔母对着客厅和卧室观望一会儿，来到书房，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着数字：四十四、四十五。她推开门，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推开门，让客厅的光漏进来。

“俯卧撑。”我喘着气说。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她揿亮灯，示意我离开，于是我站起来，拍打手掌上的灰尘。她捉起瓷瓶看看，将它扔进纸箱。也许她要去查看那台保险柜了。我迫切感到要说话，说什么都可以，就是想说，说完就掐死她。她这时却回过头来，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么？”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脸颊的皮都在跳，然而人还是僵立在原地。

“出去。”

直到她再次下达命令，我才走出来。在客厅，我痛苦地等她走出来，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但她出来时却只是往包里塞几件旧衣服，我感到不可思议。“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什么回来？”她说。

“不用。”我说。

她似乎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头，然而还是开门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