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后来的日子里，水海即使想再跟在哥哥屁股后面去抓蟋蟀也没有了机会，因为这时候父亲已决定让他进私塾读书。那年水海5岁。
5岁的袁水海进入的是坐落在“存善里”的一家私塾。保姆常会在他读书时间来探望他。那是水海母亲吩咐保姆来看他在读书时是否被老师和同学欺侮。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不存在的。私塾老师是位老先生，人很和善。他也教导水海这帮学生们做人要与人为善。私塾师生及学生之间彼此相处得都很愉快。
在私塾学习了一年后，水海转入了附近最好的一所小学。本来水海在这里可以一直读下去的，如果他用功，可以从这里考高中，再考大学。
然而读到三年级结束，快要上四年级时，上海的时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袁水海发现，许多人脸上都出现了惊慌的神色，包括他的父亲母亲。终于，那天全家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时，爸爸神色凝重地对一家人说，日军正在步步入侵中国，他们在中国又烧又杀，抗战很可能马上要爆发，那样一来，上海就会成为战场。为了全家人安全，我们先要设法躲一阵。
这一来，袁水海也就不得不辍学了。
果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侵入了上海。他们到处烧杀奸淫，魔爪所到之处，民不聊生。袁瑞良夫妇所在工厂也因此倒闭，全家人不得不匆匆逃难到了住在法租界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大姨妈家。
大姨妈家住房还宽敞，安顿他们一家没有问题，而且姨妈全家也很乐意在这样的时刻帮助妹妹一家。毕竟是在兵荒马乱的上海，为安全计，大人们严肃关照几个孩子，平时要乖乖待在家里，没事少出门。在姨妈家避难，虽然躲开了日军枪杀和欺辱的危险，但对少年袁水海来说，整天关在家里也因此少了许多快乐。
不知不觉，来到姨妈家快一年了。
这时候上海的局势已渐渐稳定；再说这样一直住在姨妈家里也不是办法。袁瑞良夫妇决定带着儿女们回自己家了。
回到曹家渡“存善里”时，恰逢学校开学前夕。已经10岁的袁水海仍然回到当初的小学读书。后来他又在这里连读中学。但经过这一年的折腾，袁家情况已大不如前，尤其是经济已非常拮据。为此，袁家不得不腾出几间房间用以出租。此时袁瑞良夫妇尽管无业，好在先前曾在曹家渡附近置下一小块地，现在他们就利用这块地种些蔬菜卖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袁水海的哥哥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菜贩子打工，帮他们过秤、写票，赚点钱贴补家用。家里其他不上学的孩子也没有闲着，他们帮一家小作坊拆麻袋赚上几个钱。袁水海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家里经常吃的主食就是红薯糊糊。以致半个多世纪过去，袁水海至今都不碰红薯，他说实在是小时候吃红薯吃腻了、吃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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