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的粉丝与韩寒获得了共同的成长，“成长的过程中，以前是横冲直撞的，想要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长大后，就想要弄清楚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联，就比如韩寒从开始的那些文章到最近写的三篇博客，也是这么个过程吧。” 有人跳出来质疑韩寒，路金波在微博回应：“《与神对话》中写道：真正的神，并不需要宝座前匍匐着无数信徒。他反而让那些信徒都站起来，成为自己的神。然后，那个真正的神——他是自由的。” 这一点得到韩寒的认同：“一个真正好的偶像，应该教会粉丝如何去独立，当我站上台的时候，不一定有大声的喝彩，有快男超女粉丝的狂热，可能也没有人给我做那种荧光棒，但同时我是属于我自己的。” “韩粉”们显得淡定，并没有哭天抢地，没有偶像倒塌的“信仰”危机。相反，大部分喜欢韩寒的人，在“韩三篇”出炉的时候或论证支持，或据理反对，一边表明自己喜欢韩寒，一边又若即若离称：“我不是‘韩粉’。” 韩寒有时会去自己的百度贴吧溜达，那些独树一帜的反对声音令他颇为欣慰：“我觉得挺好的。这要比李宇春、周笔畅的粉丝强多L”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看韩寒的文字，时而欣赏时而皱眉质疑，不太关心他的赛事，似乎并不在意他健康帅气的外表。
“我相信我的读者会慢慢学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挺好的，这样的人往往在社会变革中不会起傻逼的作用，如果有越多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变革就会越平衡。”韩寒对他们充满自信。
他们，有许多共同点：八零后，几乎是韩寒的同龄人；关心社会现实并积极参与其中；有些文艺情结，但已然理性；独特的主张和行动力，可以将其从人群中区别开来；喜欢韩寒，让他们独立又互通。
爱“围观”的宋伟江被称为“富二代”，嘴边挂着韩寒的观点，兜星揣着《民主的细节》，“这也是韩寒推荐的书。” 打游戏是宋伟江的主要“工作”，1985年出生，无兄弟。大专毕业后并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在亲戚的公司做了一阵，重新回复到“游戏”状态。父母并不急于让其就业，母亲更愿意在他打游戏的间隙，把饭菜端到他手边，将水果切成块喂到他嘴里。但是他焦急，急着成长。
大专毕业那年，宋伟江独自去了北京，在一家麦当劳餐厅打工，晚上就地铺些报纸睡在餐厅内。他对每一个用餐的人微笑，与独坐窗口的顾客聊天，凭着一点点外语伎俩做翻译。转眼几个月过去，他又去苏宁卖场做销售，来打听电器的老人家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
他不记得赚了多少钱，但是他觉得自己“赚”大了。路过地上一块香蕉皮，宋伟江喊同伴“等等”，他转身把香蕉皮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乐呵呵回来：“走吧。”倒是让身边人尴尬起来。
宋伟江也有很多尴尬的经历。在公交车上捡到二十块钱，他特意抄下纸币序号，下车送交派出所，遭到拒绝。他无奈接过钱币，重新坐上公交车，到达公交车底站，送到车站值班员处，说：“钱放在你们这里吧，也许失主会来找。”值班员惊愕的表情令其“无地自容”：“我哪里错了？从小不就是这么教的吗？” 这种执着的善良与韩寒有些相似，“有车子停放不好，我会去贴条，写上：车子停这里会挡住车库车子的视线。”韩寒会在马路中央的坑边，放下“雪糕筒”，尽管下次路过时发现“雪糕筒”已经被人拿走L 钱云会案中，韩寒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唤醒了宋伟江。他突然觉得盲从是件可怕的事，“我需要读书，才能有自己的判断。”学会上微博后，宋伟江更愿意亲临现场“围观”社会事件。
与宋伟江同龄，吴恒的“社会栋梁”意识也很强烈。2000年，在水深火热的高考备考巾识得韩寒《三重门》，当时的吴恒也因玩游戏成绩差休学。吴恒没有效仿韩寒逃离传统教育，而是重新挑战最终一路读到复旦研究生。
“活得很好”足吴恒对韩寒最赞赏之处：“他是一个启蒙者，但并不像普罗米修斯那般悲壮，而是活得很欢乐。这个象征意义比他文章的价值还大。这表明独立思考不一定必然把自己的处境弄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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