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状元”：袁嘉谷》：
就这样一路温课，一路咏诗，一路怀古，袁嘉谷与弟弟嘉璧冒着北方的严寒，历尽辛苦，走完了八千里行程。
光绪戊戌年（1898）二月初，他们终于到了北京城。第一次见到高大巍峨的城楼，第一次来到天子所在的京城，袁嘉谷兄弟二人心里很激动，感慨万分。
二月的北京，还是大雪飘飞，寒冰未释。朔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吹得行人纷纷遮袖掩面。住进珠巢街云南会馆的袁嘉谷却忘掉了严寒风霜，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喜悦的心情难以抑制。
这云南会馆是历年云南举人赴京考试的留宿之地，馆里悬有云南士子中题名金榜的著名人物所立的匾联——也只有这些题名金榜者才有资格在此立下匾联。
此时，云南会馆中立有两科，这两科金榜题名者都是石屏人——张汉和朱淳。
此外，云南会馆中还有石屏书家、乾隆丁未（1787）科进士、任吏部员外郎中的任澍南题书的匾联：“金碧长春（匾）溯先辈凤举金碧之乡高山仰止；观人文化成西南之地卿云烂兮。（联）”
置身于几位石屏先贤题书的匾联之下，袁嘉谷油然生有一种“客中作主故乡庐”的自豪之情。缅怀乡人先贤的功名成就，袁嘉谷也深感作为石屏后辈学人，任重而道远。
在会馆草草安顿下来之后，袁嘉谷便抓紧时间读书温课，做好参加会试的准备。
考期一天天临近了。
会试考三场，从三月初九开始。
门禁森严，监考严格，举子们在紧张的氛围中，考完了三场，如蒙大赦，松下一口气，各自回到住处，等待一个月后发榜。
发榜日期定在四月十五日。此时，京城的杏花已姗然开放，故又有人把会试发的榜称为“杏榜”，就如把桂花盛开时的乡试之榜称为“桂榜”一样。而杏榜比桂榜更有分量，更能吸引求取功名的文人士子们。
终于等到放榜了，可是，榜上却怎么也找不到袁嘉谷的名字。袁嘉谷落第了。
袁嘉谷此时的心情，如同打翻了五味瓶……
要说没有考场失意的痛苦是不可能的。十年寒窗苦，不就是为今朝能金榜题名而被朝廷起用去报效国家吗？而今，多少年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的结果，却是名落孙山，叫他怎能不怅然若失？
中国的科举史上，种豆不得豆、种瓜不得瓜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从隋文帝杨坚下诏开考到清朝末年，中国的科举考试经历了1300多年，为历代选拔人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唐宋两代科举制度较为完善，选出的人才大都名副其实，而且推动了唐宋文化走向辉煌。
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日趋僵化，加上八股文的形式，更束缚了文人学子的思想。这种学非所用、脱离实际的八股取士的后果已越来越难尽如人意。金榜题名者中确有真才实学的英才，但也不乏碌碌无为的人。名落孙山者确有很多人学养不够，学力不足，思想欠深刻，尚需继续锤炼，然而却也有相当一些贤才英杰因种种原因被埋没：或小有失误，或言辞稍有不当，或笔端锋芒较露，或阅卷官心存偏见，或主考官心有难言苦衷而违心判卷……甚至还有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于是，某考生便与仕途失之交臂，甚或永世与仕途无缘了。
君不见曾在县、府、院三试中连考第一，又在童生试中秀才的蒲松龄，直到76岁也未能通过乡试；吴承恩直到60多岁仍未能中举，更与“春闱”无缘；罗贯中毕生未能金榜题名；曹雪芹更是因抄家株连，终生禁考……
君不见道光六年（1826），江南才子、浙江乡试解元龚自珍与顺天乡试第二名、今文经学大家魏源在会试中均告落第。无怪乎龚自珍要怆然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才华横溢、思想深遂的梁启超因文笔狂放、纵论宏议也在光绪乙未（1895）科的会试中落榜……
袁嘉谷心中对这些先例当然都很清楚，本来也完全可以以此作些自我安慰，但他心底的那份怀才不遇的惆怅却是一时难以排解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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