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巨人
温斯顿·丘吉尔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他用一种清醒而系统的方式，展示了一个年轻人如何成为自身所处的动荡时代的英雄。他改写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好像做了一个宏伟的实验来证明他能在自己的时代实现理想，固执地用这种方式反击了所有的挫折和那些不懂欣赏他的人的恶毒的嘲讽。他的许多同辈人都认同他的故事就像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托马斯·卡莱尔笔下“伟人的传记”，但丘吉尔到底算不算伟人一直是个有激烈争议的话题，而直到现在对有些人来说依然如此。尽管如此，他很少怀疑自己的命运，拼命使自己成为大英帝国最富活力和想象力的政治家。
写就他传奇的核心要素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这种精神一定程度上来自形成于青年时期并终生影响着他的浪漫气质。丘吉尔青少年时期所秉持的强烈个人理念导致了这种性格的形成。他曾在早期一次政治演讲里宣称：“我相信人格的力量”，坚定地认为改写历史的从来都是伟大领袖们的雄心壮志，而不是那些声势浩大的运动或某个非人性化的体系。他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却鲜有英雄的年代，如果不想成为体制的奴隶，就必须大胆创新、反复试验、冷静客观地看待永不退缩的思想带来的一切后果。”
对丘吉尔而言，政党施政纲领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组织起一个能战胜一切挑战的、充满活力的国家领导班子。几乎从一开始，批评家们就把他看作一个对权力极为饥渴的自大狂，说他是“哈巴狗的化身”和“统治阶级的皮条客”。但他觉得自己是个有着崇高理想和果断行动力的极富创造性的人物。他嘲讽批评家们的鼠目寸光，认为改变是历史的必然，曾掷地有声地争辩道：“将要发生的改变是好事情，如果迟迟不变，我就要做那个改变世界的人。”
就像他一个政敌说的那样，他的耳朵“对历史的号角极为敏感”。从自己的传奇祖先约翰·丘吉尔的英勇事迹里，他强烈地感受到了历史赋予他的庄严使命。约翰·丘吉尔是第一位马尔伯勒公爵，1704年曾率军取得了布伦海姆战役的辉煌胜利。丘吉尔对自己的祖先十分引以为傲，称其为“神一般的人物”，曾扬扬得意地吹嘘公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他父亲早期的盟友本杰明·迪斯雷利的非凡理念也激励了年少的他。他曾经赞赏迪斯雷利作为领导人最令人钦佩的特质之一是“他怀着一种浪漫的激情深爱着自己的国家”，而这同样适用于他自己。
和年轻时的迪斯雷利一样，传奇一生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勋爵的著作深刻激发了他热情的天性。丘吉尔晚年时常让他的崇拜者们惊讶的是，他会随时就忽然背诵出拜伦诗篇里的长句。他能如此孜孜不倦，就像他的女儿莎拉在1945年某次旅行时惊讶地发现的：“父亲悠闲而郑重地背诵了一个多小时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然后睡了大概30分钟。”1941年，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提议将同盟国家称为“联合国”时，丘吉尔立刻答应了，在回复里他引用了拜伦关于滑铁卢战役的一句诗：“就是在这里，盟军剑之所向，我们的国人曾英勇奋战！”
丘吉尔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从年少时，他便认为拜伦既是思想上的巨人也是行动上的巨人，是个鼓舞人心的榜样。拜伦的所有诗篇他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仿佛一一深刻在他脑海里，信手拈来。战时临危受命出任首相时，他著名的就职演说里有着这样振聋发聩的战斗口号：“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这个口号呼应了拜伦在其最著名的政治讽刺诗《青铜时代》中对统治阶级的严厉抨击，其时大不列颠的贵族们送“他们的同胞去战斗”，自己却靠着战争聚敛了数百万的财富。拜伦在诗中讽刺贵族们“安全地躲在自家的谷仓里”，心安理得地花着“沾满了同胞血汗泪水的钱财”。
这位诗人既是热血的冒险家，又是目空一切的自由思想家，更是骄傲的梦想家，他的传奇生涯鼓舞着年轻的丘吉尔，但同时又告诫了他如此高调生活的危险。他们俩有一些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贵族出身，都曾在哈罗公学求学——虽然中间隔了许多年。他们都曾经沉迷于拿破仑的荣辱沉浮，并且都在自己桌上摆放了这位法国领袖的半身像。丘吉尔尤其着迷于拜伦的《狂热的内在》，这首诗用诗意的语言歌颂了拿破仑的雄心壮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丘吉尔一直活在拜伦的精神世界里，他最珍贵的财产之一是他在1906年买到的17册合订本的《拜伦全集》。25岁那年，丘吉尔出版了自己唯一的小说《萨伏罗拉》，在书中他以一个虚构的国家作为背景，描绘了年轻的男主人公拜伦式的冒险生活。故事的主人公“热情、高尚而勇敢”，不顾一切地追求自由和浪漫。
和拜伦一样，丘吉尔也是自己历史的记录者。在他二十出头时快速写成的一系列书里，他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作为军人和战地记者所经历过的冒险。晚年时，他曾经说：“在我25岁的时候，我写的书已经跟摩西的一样多了。”通过那5本散文集和那些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所有英国人都了解了1895至1900年期间丘吉尔游历于三大洲之间的所有壮举。他当时过着小说人物一样跌宕起伏的冒险生活，在印度边境和孟加拉骑兵交战过，在古巴和西班牙军队一起搜寻过叛军，还跟随19世纪英国最好的骑兵团在尼罗河流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其中最戏剧化的情节，是在南非被布尔人俘虏以后孤身越狱，成功穿越了数百英里的敌方领地后重获自由。就像当时一本著名杂志所说：“他自编自导自演了自己的传奇故事。”
年轻的丘吉尔缺乏作为一个拜伦式英雄的冷峻外表，他苍白的圆脸上并没有诗人那般深邃而轮廓分明的五官，但他有不输人后的热忱。他享受冒险，喜欢用夸张的手势，反思自己的失败但不沉溺，经常感情外露。他坚信为了生存必须要敢于孤注一掷。他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他父亲伦道夫勋爵息息相关，无论是其鲁莽的个性，还是反复无常的政治生涯，甚至在45岁便英年早逝的事实，在他这个最特别的崇拜者的眼里都和拜伦勋爵如出一辙。
1895年伦道夫逝世后不久，《星期六评论》的编辑曾将这位政治家与那位诗人相提并论：“这两位十分相似，马修·阿诺德先生曾说拜伦勋爵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文坛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力量，而我们同样可以说，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继克伦威尔之后英国政坛上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样的褒奖，虽然言过其实，却给温斯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曾赞美《星期六评论》最大的贡献就是发表了关于他父亲的“文章里最好的一篇”。
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全心臣服于拜伦的浪漫主义政治理念。他的许多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同代人都十分清楚这对他的影响。丘吉尔的崇拜者们将其看作决心改善普通人命运的改革家，他的言行举止让他们想起了遥远的过去，许多英雄豪杰也出身贫寒。某个报社编辑曾经评论丘吉尔这种冲劲十足的风格让人想到“月光里达达的马蹄声，鹿砦上刀剑交错的铿锵声。是乏味的政坛里一股激动人心的浪漫气息”。一个朋友这样说过他：“他的世界被他用自己的方式打造成了一首壮观的英雄诗。”
除了坚信自己是个英雄，丘吉尔也神奇地让其他人都相信了这点。拜伦那些饱含能量、激情和政治理想的诗篇，激发了这个年轻人的想象力，指引他如何理解世界，也让他明白世界将怎样看待他。
丘吉尔的浪漫主义并不只体现在国家事务上。传记作者们总是刻意忽略他其实天生多情，而把他描绘成一个不擅长和异性打交道的小呆瓜，偶尔尝试调情的结果也不过是对方心不在焉地跟他“走走过场”。
事实却并非如此。他根本不是一个害羞生涩的人，早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对伦敦社交场上的美人们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有一天晚上在皇家大剧院，他忽然从谈笑风生的人群里站起来，对当时正被扫黄队攻击的妓女们赞美了一番，引发了一阵骚动，差点让自己成为丑闻。丘吉尔在被赶出去之前对同行狂欢的人问道：“英国男人在伦敦哪里总是受欢迎的呢？总是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又会和他喝一杯的是谁呢？永远真诚、永远真实又是谁呢？是帝国大道上的小姐们啊。”
在他中年的安稳日子里，丘吉尔回想起这次突然爆发也是他第一次公开演说的时候，自嘲地说：“我是在一个多少不那么完美的地方上演了我的演讲处女秀。”
在他二十几岁到三十岁出头那几年，他追求过三个女人，都是当时公认最美的女人。虽然她们都拒绝了他的求婚，但都对他印象十分深刻，并且一直到老都和他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她们三个眼里，他并不是个乳臭未干靠不住的小伙子，而是一个会打马球，热衷于参观画廊和博物馆，经常参加伦敦西区的聚会，博览群书，对追求女人有着极大热忱的风流人物。
那时候，他优雅美丽的堂嫂康苏微洛·范德比尔特形容他的性格“多情而有活力”，说他“总是兴致勃勃地体验生活的一切，无论是运动、爱情、冒险还是工作”。
他是如此“多情”以致当他终于决定结婚时，还花了一周时间远离未婚妻往返1100英里去了一座遥远的苏格兰城堡，在那还有另外一位钟情于他的年轻女人等着他的解释。这趟忧心忡忡的旅行仅仅发生在他伦敦婚礼的三周前，其中的故事在本书之后的章节里将首次被披露。
作为一个单身汉，他总是努力让自己打扮得很时髦。戴体面的大礼帽，拿一支手杖，把领子弄得笔挺，穿双排扣大衣还别着怀表。他对内衣的选择也延续了对服装的好品味，基本都是昂贵的真丝制品。他曾经为自己每年购买真丝内衣的花费辩解道：“这些都是我必不可少的享受。”和他对香槟、上等雪茄等其他奢侈品的狂热一样，这是他典型的奢侈方式。他后来曾经反思过：“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过喝不到香槟的日子。”
从他政治生涯的开端，他的机智和得体的言语便十分引人注目。1900年，就在他取得第一次国会竞选胜利前夕，他形容一个政治候选人就像是一个“被要求站着，其实想要坐下，但却要倒下去的人”。这个年轻人还评价他社交圈里那些珠光宝气的女人个个都想成为特洛伊的海伦，婉转嘲讽了辉煌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竞争的激烈性。当一个朋友说到某年轻女人的脸能引发至少两百艘大船起航追逐的时候，丘吉尔回应道：“不可能，顶多就是一艘小渔船或者小炮艇。”
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丘吉尔为自己政治生涯开始之前的生活做了个总结。《我的早年生活》写到爱德华时代的开始就骤然停笔，他的形象停留在1901年仍然未婚也还没在政坛打滚的时候。读者们非常想知道的是，这个卓尔不群的年轻人，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攀上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尤其是在这一政治体系是由那些经验丰富的老人们主导的情况下。在这本书里，我就要从丘吉尔停下的地方开始追溯他的足迹，看他如何从政坛新人晋升为英国内阁最杰出的成员之一，而这段旅程将从他26岁开始到他50岁之前结束。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章里，当新世纪的世界面临着来自德国的攻击时，丘吉尔因作为第一海军大臣率领舰队准备出击而备受关注。在那些令人飘飘然的日子里，他还仍然是政府里的年轻面孔，许多人都希望他能从战争里脱颖而出成为下一任首相。
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一切都事与愿违。他的计划一个接一个地遭受失败，要么就因为缺乏支持而搁浅。原本的盟友都调转矛头反对他，而政敌们对于他的失败都感到欢欣鼓舞。当这位年轻的政治家终于认识到自己对他人太过于轻信，并错估了自己宏伟理念的可行性时，一切已经太迟了。
地中海东部加里波第战役的损失惨重使他备受责难，他被英国媒体攻击为“国家威胁”并很快失去了自己在政府里的重要地位。德国媒体嘲笑他说“加里波第伯爵”的头衔非他莫属，并开玩笑说他是伦敦的现代路西法：“伦敦社交场上最美丽的晨星从天堂陨落了。”1915年底，丘吉尔辞去了自己最后的职务，忍辱负重地穿着陆军少校的军装赶赴法国战场。虽然他从这次失败里学到的经验对于后来的成功是极为重要的，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个毁灭性的打击，让他在多年以后都能感受那时的锥心之痛。
几度沉浮之间，他创建了英国现代海军，尝试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无数次和那些认为他还不够激进的人进行争论；他从各种各样的人生危机中坚持过来，树立了无数政敌，也结交了一些知己；他几次坠入爱河，之后成为了别人的丈夫和父亲；他令两代英国君主对他爱恨交加，又对德国战车宣战；他冒着生命危险接受飞行员训练，也处决过一些声名狼藉的杀人犯，还曾在一战西线的战壕里经受致命炮火的袭击。
他屡次证明了自己能在面对经验丰富的年长的对手时以智取胜，对于自己运用政治艺术的能力感到满意，骄傲之情溢于言表。他作为立法者和政府官员所体现出的能力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让崇拜者和批评家感到震惊，这也教会他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和政敌的干扰，尽快把各项事务推行下去。奉持着爱德华时代新形成的改革精神，他学会了质疑自己的贵族教养和寻求全新途径解决旧疑难杂症。职业和个人生活里的挫折让他拥有了宽容的美德，也告诫了他自负的危险。关于友谊，他也学会了珍惜忠诚而提防背叛。
在他人生以“4”开头快结束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天赋能让他走得多远，又能让他摔得多重。他的政治理念随着时光流逝一再调整，但却永恒不变地遵从着自己早期的大胆宣言：“我相信人格的力量。”而这本传记就旨在探索他人格力量的核心。
纵观温斯顿·丘吉尔的一生，从1874年11月30日出生于迪斯雷利任首相的英国，到1965年1月24日去世于以甲壳虫乐队的音乐闻名于世的英国，他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许多个角色。即便在他不再年轻又不得志的四十几岁落幕，他的故事仍然会是20世纪最精彩的故事之一，有引人入胜的追梦情节，也有发人深省的悲剧。幸运的是，他的故事还有第二幕。
……
展开
★“一个生动的充满惊喜的人物肖像。”
——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是关于丘吉尔的权威之作，令人信服又充满阅读乐趣。”
——美国《克利夫兰平原商报》The Plain Dealer（Cleve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