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汉林，生于1968年，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杜诗学、乐府学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

　　杜甫有“诗圣”之美誉，杜诗因为杰出的艺术成就被称为“诗史”，被认为有着“集大成”的艺术成就。本书是一部专门研究杜甫诗歌和杜诗学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杜诗研究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新解。如学界对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中所涉及的音乐机构和乐人身份向来有不同认识，本书经过对唐代乐府制度的详细梳理，对此问题作出了可信的解释。
　　第二，对宋代诗人学杜的具体分析。杜甫在宋代诗坛上影响深远，成为宋代诗歌的典范。本书通过详细的例证，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杜诗对梅尧臣、王安石、三苏、黄庭坚、杨万里等两宋重要诗人的影响。
　　第三，对宋代杜诗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本书对宋代诗人学杜的阶段性问题、宋代诗人使用杜诗典故问题、宋诗中的杜诗风格问题，宋代的集杜诗问题等皆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和分析。
　　从整个宋代诗歌史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实际上有着相当的难度。本书作者因为对杜诗和宋诗的文本较为熟悉，故其结论亦具有说服力。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笺证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是杜甫的名作，王嗣奭曰：“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 此诗序云：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颖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常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
　　该诗的诗序涉及到唐代朝廷的音乐机构、公孙大娘的身份等问题，学界多有讨论但并没有完全解决。 现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一、杜甫诗序中涉及音乐机构的性质问题
　　按从此诗的诗序可知，开元三年（715），在杜甫年幼时，他就在郾城看到过公孙氏舞剑器浑脱。序中说：“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诗序中提到“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和“外供奉舞女”所指当然是唐代宫廷的乐人。但唐代的宫廷音乐机构十分复杂，他（她）们究竟是什么机构中的乐人呢？
　　1．本文认为，“高头宜春”指的是隶属于教坊的宜春院女伎。
　　教坊是唐代重要的音乐机构。唐代教坊的设置比较复杂，分为内教坊、外教坊和宜春院，外教坊又分为左右教坊。这些机构有着不同的职能和特点。
　　内教坊是直接服务于内廷的音乐机构。内教坊产生的时间较早，持续的时间也最长，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创立于武德年间，《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内教坊，武德已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以中官人充使。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复为教坊。” 《唐会要》卷三十四《杂录》：“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内教坊改为云韶府。内文学馆、教坊，武德以来，置在禁门内。” 由此可知，武德年间，内教坊设立，地点在禁中，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满足新王朝歌舞享乐的需要。如意元年（692）五月，武则天改内教坊为云韶府。中宗神龙年间，云韶府又改称教坊，恢复为原来的名称。
　　在太宗朝，规定在处决囚犯时内教坊不可举乐。《大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凡京城决囚之日，尚食进蔬食。内教坊及太常皆彻乐。” 《通典》卷一百七十《刑法》八“宽恕”条：“上（太宗）又曰：‘……令尚食相知，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刑法》六“考讯”条：“其京城及驾在所，决囚日尚食进蔬食，内教坊及太常寺并停音乐。”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贞观五年（631）七月戊申：“初令天下决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其日尚食进蔬食，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 这一方面说明同武德年间一样，太宗朝存在内教坊，另一方面说明内教坊直接服务于内廷。 《旧唐书》卷十七上《敬宗本纪》长庆四年（824）三月庚午：“赐内教坊钱一万贯，以备游幸。”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三月庚午：“赐内教坊钱万缗，以备行幸。” 此亦证明内教坊是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
　　《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 则开元二年（714），唐玄宗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旁边。按蓬莱宫亦在禁中，此当是内教坊在宫中位置的变化，不是又重新设置了一个内教坊。正因为内教坊是直接服务于内廷的音乐机构，内教坊虽然名称和位置屡有变化，但它在内廷当是始终存在的，是和唐王朝相伴始终的。
　　教坊（即外教坊）创立于开元二年（714）。《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正月：“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厘革》：“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萼衍之戏。”
　　教坊分为左、右教坊两个部分。唐崔令钦《教坊记》：“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中。右在南，左在北也。”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开元中始别署左右教坊，上都在延政里，东都在明义里，以内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又于上都广化里、太平里，兼各署乐官院一所。” 可知教坊分左右教坊，位置不同，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 元和中合并为一处。并且，在东都洛阳也设有教坊，这是因为皇帝和朝廷官员除在长安外亦经常在洛阳，在洛阳设立教坊，可以在皇帝居住洛阳时不用长安教坊乐工跟随，而就近使用洛阳的教坊乐工。
　　教坊除包括除左右教坊之外还包括宜春院。上引《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正月条已经载明“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又唐崔令钦《教坊记》：“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若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其得幸者，谓之‘十家’，给第宅，赐无异等。初，特承恩宠者有十家；后继进者，敕有司给赐同十家。虽数十家，犹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对，无母则姊、妹若姑一人对。” 可知宜春院是教坊乐人中得皇帝恩宠者所在，宜春院的乐妓经常在皇帝面前表演，故称为“内人”或“前头人”。
　　有的学者认为宜春院的女伎是从内教坊选拔而来。如任半塘云：“知内教坊以女伎为主，其色艺兼优者，方入宜春院，院材又精于坊。” 从《教坊记》看，有一部分宜春院女伎“其家犹在教坊”，则宜春院女伎似不来自内教坊，而是从外教坊选拔而来。
　　宜春院的女伎从教坊精选而来，故造诣在教坊乐工之上，任半塘云“院材又精于坊”是可信的。如开元中著名的歌伎许和子就是属于宜春院的教坊乐工。据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开元中，内人有许和子者，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殁后千馀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明皇尝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四“歌直千金”条：“宫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可知籍于宜春院的“内人”许和子因为有极高的演唱技巧而深受玄宗宠爱。从这些材料也可证明宜春院女伎的高超技艺，诗序中的“高头宜春”指的正是这些人。
　　2．“梨园”指的是梨园弟子。
　　唐初的音乐机关以太常寺为主，太常寺主要负责朝廷礼乐，其职能是统和神人，典司礼乐。但朝廷礼乐庄重正规，并不适合于娱乐之用。于是，太常寺就吸纳了一些俗乐以供朝廷娱乐之用。崔令钦《教坊记》中记载了太常寺中竞奏俗乐的热闹场面。
　　但玄宗认为“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伎”。在这种背景下，梨园弟子从太常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音乐机构。据《新唐书》卷二十二：“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 《唐会要》卷三十四云：“开元二年，上以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记之较为详细：“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女使习之。” 由此可见，梨园弟子产生的时间是开元二年，即公元714年。
　　梨园弟子产生的原因表面上是“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唐玄宗歌舞娱乐的需要。玄宗曾下诏禁断女乐，诏云：“眷兹女乐，事切骄淫，伤风害政，莫斯为甚，既违令式，尤宜禁断。” 《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亦称赞玄宗：“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 玄宗可能有过禁断女乐的行为，但作为一位精通音律的皇帝，真正的禁断女乐当非常困难，玄宗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不过是装装样子。梨园弟子的产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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