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的记录》一书是邓颖超同志写给周恩来同志的侄子周保章的50封信，由人民出版社和青岛出版社联合出版。从1957年的第一封信到1981年的最后一封信，时间跨越了20年多年。隔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再读这些拳拳亲情、谆谆教诲的信，让人再一次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的信仰坚定、克己自制、茹苦奉献精神所震撼。

　　《亲情的记录》在十八大进行新一轮改革之际，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批活动过程中出版，对于宣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优良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正面积极作用。

　　习近平同志曾经在某次讲话中提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而本书通过50封信向读者展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备受人民爱戴的“邓大姐”邓颖超同志的人格力量及两袖清风、粗茶淡饭的生活状态。她在子侄的教育问题上严字当头，纪律严明，不搞特殊。在日常生活上又艰苦朴素，克勤克俭。是目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党和干部最好的学习楷模和榜样。

　　《亲情的记录》由官方权威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本书的出版将是邓颖超家书的首次面世，这不仅能够还原历史，而且还能加深大家对邓颖超的认识和了解，为邓颖超研究提供历史资料，是一份珍贵的史学材料。

　　《亲情的记录》中的50封信同时也展现了周恩来、邓颖超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教育。究竟什么是留给孩子的财富？什么是家风？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没有为周家后代留下一分钱的财富，在上学、就业、生活等方方面面没有利用职权为其后代提供任何的便利，在党性纪律要求方面对待子侄近乎严苛。他们不要求子侄当官，子侄基本都在基层工作。但是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家庭后代做出的艰苦朴素、严格自律、克勤克俭的人格示范。另外，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在其后代人生道路上关键的方向指引、正确的思想启发、温暖的心灵关怀是让人千金难买、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的教育思想直抵目前家庭教育的沉疴顽疾，本书也是整肃家风、提升家规的红宝书。

　　整本书行文都是家常话，读起来情沛意挚，充满温情，不仅是对情感的浇灌，更是对心灵的洗礼和荡涤。为了让读者更清楚更了解当时社会的情况，以便更深层次了解邓颖超同志对周保章同志的款款深情和舐犊之爱，编者特意邀请周保章同志在每封信结束后都加上了通信的背景，对信件进行补充说明。另外，在书中还附上了周保章同志对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的回忆。这些背后的故事有些是第一次披露，更增加了《亲情的记录》的可读性。

　　父亲周恩彦

　　这封信七妈还谈到了我的父亲，我父亲的政治问题影响了我们兄妹近一辈子……

　　我父亲周恩彦，1905年11月24日生，是七伯周恩来的堂弟，他一辈子在铁路上做会计工作，是个普通的铁路职员。由于他与他的七哥周恩来走得比较近，受他七哥的影响，为人正直，同情革命。特别是1938年，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周恩来负责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工作。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周恩来将八路军的一架地下电台隐藏在我们家里，我父亲为了保证这架电台的安全和正常工作冒了极大的风险，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架电台直至撤退时都没有发生过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七伯和七妈多次对我们兄妹说：“在这点上，你父亲对人民是做过有益的工作的。”1961年，我到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与七伯、七妈共同度过了七天的春节假期，才知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同志就是那架八路军地下电台的台长。

　　1938年在武汉时，七伯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和七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因逃难（日本人侵略）来武汉投靠他们的子女。因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不方便，七伯、七妈和我父母商量后，就安排老人住在我们家，一个多月之后，两位老人陆续转移到重庆红岩村，在那里走完了他们人生的最后路程。那时是七伯、七妈和我们家来往最亲密的时期。

　　1946年国共和谈，周恩来随毛泽东到了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我父亲知道后到曾家岩50号去拜会了他的七哥，向周恩来反映了民意，要求和平，支持共产党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因为曾家岩50号早已被特务分子监视起来，据传凡是进到里面去的人都被特务拍了照片。我父亲在曾家岩50号足足待了一天，第二天才离开，这就更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不出所料，父亲因这次拜访暴露了他与周恩来的兄弟关系，引起很大的麻烦。坐镇武汉衡阳一带的桂系头面人物白崇禧知道后曾下达命令说：“这是个危险分子，要严加监控。”那时我们家的窗外总是有人影晃动，陌生人会突然闯入我们家，说是找错了门。我们家有一台美国的收音机，一天气势汹汹地来了好几个人，硬说这是台发报机，把父亲和收音机都带走了。后来父亲虽然被救回来，但他的情绪变得很糟。

　　1948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他们仍作垂死挣扎，大肆发展国民党党员。我父亲被逼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并被安排了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的职务。正是这个职务，使他在解放后被列入历史反革命分子，并被判刑人狱。

　　父亲的政治问题使我们兄妹受到巨大考验，严重影响到我们兄妹的进步和事业。但我们兄妹并不怨恨父亲，理解他的苦衷。母亲早逝，那时父亲才36岁，诸多亲朋劝他再婚，他都没有同意，一直守着我们五个孩子。那时老大才12岁，最小的才6岁。七伯、七妈了解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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