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施洋》：
家族劣绅对施洋的迫害并没有击倒他，反而更激发了他的雄心远志，更促进了他同恶势力斗争的志向。施洋认为，在自己势单力薄、学历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要实现自己为普天下穷人讨公道的理想，必须储学备能，继续求学，只有读书深造，才能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也才能具备实现理想的条件。于是，他再三向父亲请求，陈述他的求学志愿和计划，但因家里经济实在困难，父亲未能支持他。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这时，贤惠的未婚妻郭秀兰和准岳母理解、支持了他的理想。这两位淳朴善良的中国女性，认准施洋是个有志向的青年，便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所有积蓄，还变卖了首饰，支持施洋圆他的求学梦。就在1907年的秋天，施洋毅然离开竹山这个偏僻闭塞的山乡，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习蚕科，他高飞远举的志向终于得以实现。这年冬天，施洋与郭秀兰结婚。郭秀兰特别贤惠，在家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纺纱织布，以所得助施洋。
施洋的求学之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郭秀兰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与帮助。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前夜，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入侵中国，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危亡局面；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为偿付战争赔偿，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深重。
在这茫茫黑夜里，进步的中国人，纷纷走上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施洋与同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也在痛苦地寻求医国良方。
郧阳府立农业学堂为官办新学，其时学校风气初开，但仍习尚浮华，不少学生是官商子弟，美衣丰食，骄奢恣肆。又因学堂其实只是科举的变形，大部分学生入学只是为了求取功名，他们并不专心于学习，而仅仅以混取文凭为目的。他们视学业如赘疣，尤其对于教学实习不屑一顾。施洋则不然，他以学问为生命，在学校里刻苦学习养蚕专科知识，以便将来创办实业，实现“实业救国”。因此，他食不求饱，居不求安，终日专心致志于课业，终年不旷一堂课，课后空暇时间，则从事于农桑实验，或者阅读倡导维新的进步书刊。他特别喜欢梁启超等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常常诵读《礼运·大同篇》。
刚入学的第一学期，他的成绩为中等，后来学习成绩大为进步，每次考试均列最优等第一，至1910年（清宣统二年），以最优等第一毕业，被誉为“特别学生”。毕业以后，施洋被转入郧阳农业中学。他立志发展农业，以救中国之贫乏。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喜讯传到闭塞的郧阳府城。施洋被革命的潮流所鼓舞，断然剪去头上的辫子，还动员自己的父母妻子也剪辫放足，以表示拥护革命，反对清王朝的决心。
翌年，郧阳农业中学停办，施洋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办了一所国民学校，自任教员，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主张。他讲演通俗易懂、妙趣横生，不仅学生们非常感兴趣，就连附近的村民也经常来学校旁听。
他还利用学到的蚕桑专业知识，实行其创办森林及蚕桑的“大计划”，亲自带领学生开垦荒山，遍栽桑苗。他奔走各地，购种选苗。无论是烈日炎炎、暴雨倾盆的夏天，还是北风怒吼、大雪纷飞的冬天，总见他奔走于林场桑圃之间，无倦容，无畏色。
每当到了压苗采桑之期，他早起晚归，日夜劳作在林场，有时遇到大雨淋漓，泥泞遍身，他亦若无其事，一心扑在事业上。
施洋所做的这一切，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和学生家长的热情支持，但也引来了一些劣绅富商的非议和反对。他们群起嘲讽说：“读了几年书，还是回来玩泥巴，真没出息，生来就是个穷骨头命。”施洋对这些言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他不仅在教育上成绩显著，在农事上的贡献，也颇为惊人。学校附近数百亩光秃秃的荒山野岭变成了绿油油的桑园，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养蚕业的发展。这个昔日的“特别学生”，此时在社会上也渐露头角，受到了社会关注。1913年，施洋因农事上的成绩，得到竹山县广大农民的信任，被委任为县农务会的创办员，农务会的章程、规划，都出自他的手笔。农务会正式成立时，施洋被选为该会会长。他任会长后，不辞劳苦，奔走于本县的山山水水之间，进行实地调查勘测，规划一切，同时向广大农民宣传农林之利益，劝导农民发展农业、林业，使广大农民认识到，要改变竹山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首先治山治水。施洋还对治山治水有成绩的农民，实行奖励。在施洋的宣传鼓动下，加入农务会者达数千人，农务会因此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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