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德·怀特（Edmund White），生于1940年，美国当代重量级同志小说家，1983年荣获顾根涵研究基金及美国国家艺术学院文学奖；1993年获法国政府颁发法国艺文骑士奖。同时以《惹内传》获得美国国家评论书卷奖。著作：《已婚男人》《男孩故事》《普鲁斯特》《美丽的空屋》《离别交响曲》等书。截至目前已有十部作品翻译成法文，包括其权威性作品《惹内传》。

　　《马塞尔·普鲁斯特》引介自企鹅人生（Penguin Lives）书系中的《普鲁斯特传》，作者爱德蒙·怀特是英国知名的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其作品曾荣获美国文学艺术学会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在这部小传中，作者从独特的角度——普鲁斯特的同性恋倾向——出发回顾、分析了普鲁斯特的童年时代、生活经历和主要作品。
　　整部传记的写作耐心、充满同情理解和深刻的洞察，作者巧妙地在两点之间寻求着平衡：第一点是描述普鲁斯特个人生活和精神特性，第二点是分析作品中的经过普鲁斯特卓越写作能力过滤另一个纯文学的世界。

　　第一章
　　不久前在英国的一次对作家和评论家的调查表明，他们最为仰慕的20世纪小说家——也是他们认为对下一个世纪将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当然，那片在草药水中浸过的玛德莱娜蛋糕已成为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象征；所有的人都会把回忆的突然涌现称为“普鲁斯特式体验”。自命风雅的人们喜欢说，如果普鲁斯特一家人更加举止有节，不去将蛋糕浸湿的话，那么世界文学将因此而贫乏。从没读过普鲁斯特的人也常常无所顾忌地谈论他。
　　对于一名年轻的作者，研究普鲁斯特自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要么会深受普鲁斯特那危险且具有传染性的独特风格的影响，要么会感到普鲁斯特已经在小说的形式上穷尽一切可能。就连普鲁斯特的德文译者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都在写给哲学家特奥尔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信中说，只要不是翻译所必需，他不愿再多读普鲁斯特写下的任何一个字，否则他将变得过度依赖，妨碍自己的创作。
　　格雷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曾经写道：“普鲁斯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就像19世纪的托尔斯泰……对于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人，有两个无法逃脱的巨大影响：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他们两个互为补充。”当然，普鲁斯特的显赫声誉盖过了乔伊斯、贝克特（Samuel Beckett）、弗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纪德（André Gide）、瓦雷里（Valéry）、让·热内（Jean Genet）、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那些作家在自己的国度也许比普鲁斯特更受推崇，但唯有普鲁斯特始终享有国际声誉。年轻的安德烈·霍勒伦（Andrew Holleran）在发表美国70年代最重要的同性恋小说《舞之舞者》的八年前给一位朋友写道：“罗伯特，发生了许多事：我终于读完了《追忆似水年华》，不知说什么才好——说乔伊斯终结了小说是荒谬的；终结小说的是普鲁斯特，而他所做的就是创造了一件如此完整、不朽和完美的东西，这之后你他妈的还能干什么？”
　　乔伊斯与普鲁斯特见过一面，几乎没有说话，虽然他们一起乘过一辆出租车（他们互相都没有读过对方的文字）。贝克特写了一本小书评论普鲁斯特；伍尔夫强烈仰慕普鲁斯特，觉得自己被其天才所征服。纪德最苦涩的遗憾就是，作为一家羽翼未丰但已小有声誉的出版社的创始人，他拒绝了普鲁斯特杰作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他以为普鲁斯特肤浅且附庸风雅，只是个记述上流社会事件的记者）。让·热内读完普鲁斯特的《在妙龄少女的身旁》的前几页之后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鲜花圣母》（Our Lady of the Flowers）。他当时正在坐牢，监狱里每周一次在操场举办书籍交换活动，他去晚了，只好拿走被其他犯人弃置一旁的唯一一本书。他刚刚读完这本书的头几页就合上了它，只想尽可能长久地反复品味每一个段落。他对自己说：“我现在放心了，我知道我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奇迹。”阅读启发了他的写作；他希望成为描写底层社会的普鲁斯特。
　　但普鲁斯特并非总受人赞赏，即便是他的主要辩护者也会对他发出虚妄的批评。罗贝尔·德·孟德斯鸠（Robert de Montesquiou）——普鲁斯特乐于模仿其狂狷的风度和急速的语调，并以之为原型塑造出他最值得读者记忆的角色夏尔吕思男爵——说普鲁斯特的作品是“连祷文与精液的混合”（夏尔吕思视此为夸奖）。纪德指责普鲁斯特“触犯了真理”（令纪德恼火的是普鲁斯特从未在文字中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也从未以吸引人的方式表现这一倾向）。吕西安·都德（Lucien Daudet）是位年轻作家，普鲁斯特曾与之相恋（普鲁斯特喜欢蓄髭须、黑眼睛、有艺术气质的青年男子：即与他自己相仿的人），他曾对科克托说普鲁斯特是“一只恶毒的昆虫”。吕西安的父亲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是普鲁斯特上一代最为人称颂的作家，虽然今天已被许多人忘却，他说：“马塞尔·普鲁斯特是魔鬼！”他很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因为普鲁斯特的七卷《追忆似水年华》超越了——事实上彻底颠覆了——阿尔丰斯之前20年的小说创作。今天谁还会去读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甚或阿尔丰斯·都德呢？ 重要的天主教诗人与剧作家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将马塞尔描写成“一个涂脂抹粉的老犹太女人”。在70年代的纽约，一种流行的T恤衫上印着借用了意第绪词的标语“普鲁斯特是个长舌妇”！
　　许多这样的辱骂出自一些曾在别的阶段热爱普鲁斯特的人之口，但这些声音被法国当时最好的文学期刊《新法兰西杂志》（La Nouvelle Revue Fran?aise）评述普鲁斯特的专刊所抵消。这期杂志出版于1923年，距普鲁斯特去世只有一年，其中刊载了许多已逝大师的照片、普鲁斯特未发表过的文字片断，还有法国及世界各地论者的评价。最感人的是许多私人回忆。极端自我的诗人安娜·德·诺阿耶甚至赞美了普鲁斯特的……谦虚。（普鲁斯特出身最高贵的朋友之一格拉蒙公爵曾说，贵族们邀请普鲁斯特去乡下度周末，不是因为他的艺术，而是因为他和安娜·德·诺阿耶是巴黎最有趣的两个人。）
　　每个人都有一段可供分享的深刻回忆。诗人－剧作家－舞台监督、《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的电影制作人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回忆起普鲁斯特的声音：“恰如腹语者的声音来自胸腔，普鲁斯特的声音发自灵魂。”作家雷翁－保尔·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还记得看到普鲁斯特临终时“极度苍白，头发垂到眉毛，胡须黑得发蓝，吞没了面孔……”法尔格注意到他长长的袖子盖住冰冷的双手，他那波斯人般的杏核眼。“他好像一个不再生活在室外或白昼中的人，一个很久未离开他的橡树的隐居者，面容悲苦，带着刚刚开始平静下来的受难的表情。他似乎被一种苦涩的美好所占据。”一位年轻的贵族女子回忆道，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有人在舞会上要把她介绍给他，但这位大作家“脸色铁青，留着髭须”，外套的领子竖起，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她，以至于她最终被介绍与他认识时惊恐万分，几乎昏厥。
　　普鲁斯特的前同性情人之一，他最忠实的朋友、作曲家雷纳多·哈恩（Reynaldo Hahn）回忆道，遇到普鲁斯特不久后的一天，他们在一个花园散步，普鲁斯特突然在一丛玫瑰前止步。他让哈恩继续独自前行。当哈恩沿城堡转了一圈回来时，“我发现普鲁斯特还在原地盯着那株玫瑰。他头略向前倾，表情严肃，眨着眼，眉头微皱，聚精会神，用左手不断将短小的黑色髭须的一端拉向唇间轻咬……有多少次我观察到马塞尔处于这样神秘的时刻，投入同自然、艺术、人生的完全的交流，将他全部的生命倾注在这些‘深邃时分’……”普鲁斯特也时常忆起同样的场景，但他说沉浸于那一时刻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被某种不合逻辑、不可预测的东西（如玛德莱娜蛋糕）所唤醒的突然而自发的回忆才能令过去完全呈现。
　　了不起的柯莱特（Colette）初次与普鲁斯特相遇时丝毫未曾感受到他的价值（他们两人当时都十分年轻，作为作家刚刚出道）。她甚至过分到在早期一部克劳汀的小说中称他为“犹太佬”，但她的丈夫出于礼貌将这蔑称划去，代之以“小伙子”。即使如此，那段文字读起来也并不令人愉快。其中说到在一个文学沙龙里：“一个年轻漂亮的文艺小伙子整晚对我大献殷勤。”因为她在当时蓄着不同寻常的短发，他总是将她喻为年轻的男神赫尔墨斯或者普吕东画笔下的丘比特。“那个大献殷勤的小伙子为自己的想象而兴奋，一秒钟都不让我安静……他用意含爱抚的睫毛长长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时在1895年她给普鲁斯特写了封信，承认他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词语并非表征，而是活的事物，它也远不仅是记忆的代码，而更多是意象的再现。”
　　柯莱特最初感到恼火的，可能是因为那年轻的献殷勤者已经预感到她的双性恋倾向。到1917年，普鲁斯特开始发表《追忆似水年华》之后，她方能够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他。他病得很重，体重不到一百磅，极少走出他密闭的房间。他成为艺术的祭品；而她本人是极少数在世的能与他相媲美的文体家。战争期间她在丽兹酒店见到他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在室内仍然在礼服外穿着皮毛外套：“他不停地说话，想显得兴致勃勃。因为寒冷，他一边道着歉一边用力压住他那高高的被风吹向脑后的礼帽，一绺扇形的头发遮住了眉毛。一阵狂风将他整齐的衣服吹乱，并吹过他帽子的后缘，弄皱了他老式领带的下缘，让灰尘填满他脸颊的纹路、凹陷的眼袋和无生气的嘴巴，将这个摇摇欲坠的50岁年轻男子驱向死亡。”
　　这些描述道出了普鲁斯特非比寻常的性格特点。他对朋友极为关切，甚至像个奉承者，尽管他认为友谊一文不值，交谈代表着思想之死，因为他相信只有激情与痛苦才能磨砺观察的力量，只有下笔作文才可能有价值。他可以逼视一朵玫瑰——或者在他那奇异的视线范围内的任何事或任何人——尽管饱读诗书，学养深厚，他对抽象的思想却甚少兴趣。他不是知识分子，虽然他智慧超群。他关注花卉、人物与绘画，而非植物学、心理学或美学理论。比如他从未读过弗洛伊德的一个字（弗洛伊德也没读过普鲁斯特的一个字）。他十分有趣，但却散发出一种宁静的神性，也许除了当他笑弯了腰的时候——他那著名的一阵阵迸发出的狂笑可以持续很久，会令陌生人为之惊讶，觉得他很怪异，甚至有些癫狂。他气势十足，很多人说他很高，而实际上他的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父亲是基督教徒，母亲是犹太人。他本人曾受洗（1871年8月5日在圣－路易·当丹教堂），后来又接受了天主教坚信礼，但他从不奉行教规，成人之后可被称为神秘无神论者，信奉灵性。但他并不相信以个体形象存在的上帝，更不用说救世主。尽管犹太人通过母系追溯自己的宗教传承，普鲁斯特却从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甚至因为一份报纸把他列为犹太作家而感到恼火。一次他的父亲警告他不要在一家旅店下榻，因为那里有“太多”犹太客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有对一家犹太人布洛克兄弟的不客气的嘲弄。犹太人在法国仍被视为外来者，甚至是“东方的”；1872年全国只有8.6万犹太人。在一段典型的冒犯犹太人的文字中，普鲁斯特描写道，在一间法国画室，“一名犹太人走进来，就好像从沙漠里现身，像条鬣狗般弓着身子，脖子前伸，行着深深的额手礼，完全符合某种东方趣味”。
　　普鲁斯特在小说中从未提及自己的犹太出身，虽然在他年轻时弃置的小说《让·桑特伊》（Jean Santeuil，在他逝后30年才于1952年首次发表）中有非常震撼的指涉犹太教的隐晦描写。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同父母发生的一场争执——这一人物明显带有自传性质——他在狂怒中存心摔碎了母亲送他的一只精致的威尼斯玻璃杯。同母亲和解时，他告诉了她自己所做的事：“他以为她会责骂他，以致他脑海中会再次浮现他们争吵的情景。但她的温柔并无一丝阴霾。她亲吻他，并在他耳边低语，‘它就好比是神殿中那不可摧毁的联盟的象征’”。这段文字暗示正统犹太教婚礼上摔碎玻璃杯的仪式，在此则封藏了母亲与儿子的联姻。这个暗示显然来自本能，而且令人沮丧。普鲁斯特在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中以他特有的模糊性写到“她那犹太面容上的美丽线条，深刻着基督徒的甜美和詹森教徒的顺从，让她变身为以斯帖本人”——这一指涉含义深刻，它直指旧约中的人物以斯帖（以及拉辛戏剧里的女主角），她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身份，直到她成为波斯国王亚哈随鲁的妻子，并拥有了拯救她的人民的地位。普鲁斯特这位表面上温文尔雅、支持德雷福斯，而且受过洗的天主教徒可以说是现代的以斯帖。
　　尽管普鲁斯特在关于母亲的信仰问题上时而缄默，时而口不择言，但如果说他是唯一地或极端地对犹太人持有偏见的话，这无疑是不公平的，尤其要虑及当时世纪之交的法国反犹主义日益猖獗的环境。但他的反犹主义还是十分令人不解，因为他深爱母亲，而且在她去世后，普鲁斯特甚至对她形成了某种类似宗教崇拜的情感。他的母亲出于对父母的敬重而对他们的信仰保持忠诚，普鲁斯特也尊重她及她的亲人；她过世后他很遗憾自己病得太重，无法前去犹太墓地参拜她及其父母和叔父的坟墓并勒石纪念。更重要的，尽管普鲁斯特处心积虑结交了许多贵族朋友，但当他被迫在开始于1894年并于1898年走向高潮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表明立场时，他决定在一份要求重新审判的请愿书上签名，这份请愿书非常醒目地刊登在报纸上。
　　……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