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治理水患——两理河务仍徒呼奈何
供职翰林院，虽居官清要，但无实权，未曾想初人仕途便罹大祸，可以说张岳崧步人政坛的第一步已极为不幸也是极其“失败”的。张岳崧真正进入官场而有所作为，这一点还得从道光二年(1822)外放为官，督学陕甘算起。张岳崧在教育方面的重要理念及其卓越贡献，因兹事体大，将另辟一章予以专门讨论。本章在这里主要从张岳崧治理水患谈起，乃缘于张岳崧先后在江苏、浙江、湖北任上，赈灾抚民，治河浚湖，历时较长，功勋颇著，备受道光皇帝赞许。此可称得上张岳崧仕途中的第二座丰碑。
1．水患的历史背景与道光朝之情形
水患早在远古便已存在。据《山海经·海内经》载，因洪水泛滥，鲧偷神土以堙水，无果而殒命。子大禹治水弃其父堵水之法，疏浚通导，三过家门而不入，终成伟业。历朝列代，治理水患，都是国政中的一件大事。迄至清朝，还特设有河务、漕运总督等专职，主司其责。所谓的“康乾盛世”，其中一条便是河务治理的“成功”。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中有“圣祖书三藩及河务漕运三大事于宫中柱上”一则，其日：“圣祖皇帝初亲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爰亲书大略，悬之宫中柱上。至三十一年谕旨述及之，犹云至今尚存。圣人之宵旰勤民，即此可见。”①据此可知，河务乃康熙帝即位之后所关注的三大要事之一，其重要性无需多言。降及嘉庆一朝，漕运已成为亟需解决的朝政要务之一，而且也是专制王朝盛世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征兆。漕米之政，即将中国南方和中部省份的租米，征集后通过水路运抵北京，供给京畿地区的宫廷和贵族享用，乃中央政府在地方经管的三大要政之一，其他两件是盐务和黄河的河道管理①。因为漕运与河务息息相关，欲治理好漕运，当务之急在于河务的疏浚畅通，故而嘉庆帝也极为重视河务(当然也包括长江的治理)。漕运的水路主要是指京杭大运河。它纵贯南北，是中国重要的一条南北水上干线，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航道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南北大量物资的运输交换，便依赖京杭大运河的畅通与便捷，因而运河的通塞兴衰也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了嘉庆年间，黄河河床上升，堤岸大受威胁，运河体系危机四伏，几近崩溃。诚如学者所言：“运河受黄河之累，当嘉庆问，已成不可救药之势。”②这已引起了嘉庆帝的高度重视。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载有“仁宗注意治河”条，可为此作证：“嘉庆初，海口垫淤，河流每被壅遏，仁宗申谕河臣，设法疏导，并于御园之南，特建惠济祠河神庙，岁时亲诣升香。自此洪流顺轨，淮扬之间，水患以弭，漕艘亦皆克期北达，盖一诚之感也。”⑧张岳崧所处的时代，恰恰是清朝从鼎盛走向衰败之际。因《明鉴》一案革职查办，在嘉庆一朝几无作为，故而也未能参与到真正的政务之中去。直到道光一朝，黄河改道，河运瘫痪，水路淤塞，洪水成灾。“淮安的洪水不仅威胁北京的粮食供应，也威胁到盐税的收入。”④
道光十一年(1831)三月二十一日，道光帝将时任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的张岳崧擢升江苏常镇通海道台，因此职为冲繁难要之缺，故又亲自召见，对年届花甲的张岳崧大加褒奖，以示宠幸。张钟彦《潞山公行述》载云：“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三月，奉旨补授江苏常镇道通海兵备道。召见，蒙圣训，周详垂询家世历官甚悉，并承温旨褒奖，有‘学问人品，朕所深知’之谕。”②九月，时值淮扬水患，流民失所，灾害綦重，加之河官多系调署，政府尾大不掉，人浮于事，又不熟稔地方情形，两江总督陶澍、督办河务大臣朱士彦上奏淮扬事，请饬令江宁布政使林则徐、常镇通海道张岳崧总司江北赈务，《清史列传》载：“又以淮扬各官多系调署，于地方情形未能熟悉，请饬令江宁布政使林则徐、常镇通海道张岳崧总司江北赈务，至马棚湾一带，灾民挑工糊口，其老弱妇女不能工作者，应请速查给赈，从之。”③这才开始了张岳崧赈抚灾民，治理河务的政治之途。朱士彦(1771—1838)，字修(休)承，亦字郁文，号咏斋，江苏扬州府宝应县人。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进士第三人，也是张岳崧探花及第的房师，可谓慧眼识人!朱氏熟悉河工事务，先后勘察江苏河、淮、湖工程，南河于家湾官堤、浙江海塘、南河料垛工程。疏陈南河高堰、盱堰大堤，运河扫工及安徽江堤修筑事宜，曾参纂《国史河渠志》。早在道光四年(1824)，朱氏条陈河工五事，上下皆称其可行。此次以工部尚书前往江南，督办治河事务以及灾荒赈济。他查办南河漫决情形，勘察了被水淹的灾区，奏请学生张岳崧协办此事，称得上是伯乐识才的又一佳话。张岳崧的确也未负道光帝的重托和老师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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