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钱的情况下开始走人异乡的。是在1934年7月13日到上海的。为什么这个日期记得准确呢？因为我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去法租界看7·14法国国庆节纪念活动。
我在《故乡岁月》里谈到轮船上要与那个外国人打架，但没打成，只是推推搡搡了几下，就被人们拉开了。
后来到了上海，在准备上码头时，我身上只有一块钱了，这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和刘凤雏在去上海前就写信给肖剑青，让他来接我们，因为我们在上海没有任何依靠。在我们到上海时，肖剑青夫妇和他弟弟都去接我们。还好，他还是讲友情的，不过面露难色，使我们知道他有困难。他把我们带回家，招待了我们。他是认真的，但不太热情，因为我们突然而来。他有个弟弟肖约伯，当时在上海念书，好像和我同岁，是同龄人。他当时在找人辅导英语，还要学点日语，准备找职业。
肖剑青的当时情况是，从广东中山天涯艺术学校回到上海后曾无事干，后来到世界书局工作了。当时上海有商务、世界、中华三大书局。他是在世界书局画儿童插图，收入在当时是中等水平，又要留下些钱应急，所以生活还不是富裕的。我们上岸后是要靠他了，只好在他家吃饭，也感到给了他很大的负担。我记得当时天气很热，第二天就是7·14法国资产阶级攻占巴士底监狱的纪念日，肖剑青带我们去看上海街道，他夫人、弟弟也陪着一起去了。法租界在霞飞路。我过去只去过广州、澳门，这回我是真感到上海的五光十色了，很热闹。那天法租界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几个人要是不紧跟着都会被挤散了。正是这给我留下了到上海的最初印象，也使我记下了到上海的准确时间。
肖剑青住的是楼房下层，有个小院子，还有厨房，这种住房一般只有中产知识分子才租得起，当时一般作家是住亭子间的。肖剑青为我们在附近租了亭子间，面积很小，只能放个书桌、一个书架、一个床，面积顶多七八平米，房租是六七块钱，那时这种房子的房租一般都在六至九元之间。我、刘凤雏加上肖约伯就住在了这个小房间里，我们支上了在香港买的帆布床。当时，肖约伯正在和一个像是朝鲜人的青年学日语。这个青年的形象似是日本浪人，他叫金元喆，从朝鲜来上海想当电影明星。他日语讲得很好，但中国话讲不好，肖剑青想利用他翻译些东西，再用自己的名义出版，后来因为这个人的中国语文不好，就不用了。我去后不久，这个人由于不大受肖家的欢迎了，也就不怎么去了。
我开始去上海的打算是：一想找个工作，起码是画画和油漆这种自己有专长的工作，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二是想读书，利用晚上时间去夜校读书，也想到书摊看书；三是想学英语，不过这只是想法，因为我当时已经20岁，要学会英语已困难了。当时我精力充沛，想学些东西，还想画画，就是吃苦也不怕。那时我已接触到了新文学，所以我也想学新文学。用一句话说就是想寻找新的出路。从故乡出来到上海的许多人都同我一样是找新路的。
肖剑青还是讲交情的，能帮助我们一下，不过我不太赞成他的人品。刘凤雏原来是个店员，已有了老婆，他来上海是想挣钱。当时我想到，如果让我挣钱照顾家庭和父母不大可能，对这我有思想准备，父母也知道。肖剑青除了在世界书局画儿童插图外，还找了一个懂日文的人翻译一本日本美术方面的书，我记得那本书很厚。那个人是卖稿子的，他翻译了很长时间，但因为肖剑青不给他钱，那人就推说事忙，不来了。
肖剑青青年时代在上海有一群狐朋狗友。他自己学了画画，可他的这些朋友们则是干什么的都有。后来我发现他们一伙的关系搞不清，很乱，夫人也常互相拉拉扯扯。这也是长时期才从玩笑中知道的。
肖剑青比我大八到十岁，肖太太是个哕哕嗦嗦的主妇，小市民的典型人物。她对我较信任，对我也很好，这是因为我诚实，虽然我对他们有批判态度，但我还是尊敬他们的，肖不一定感到这些。肖剑青当时的生活由于有他弟弟肖约伯和我们这两个“食客”住在他家，也不富裕，所以他想找个好一些的工作。
当时上海有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还有一个大新。这四大公司都是广东人掌握。①肖剑青想拱进新新公司美术部去，这他是有门路的，因为肖家在我们沙溪区大冲村势力很大。新新公司总经理叫李泽，是侄子继承了叔父遗产后成为总经理的。副经理姓肖，和肖剑青同村同族。当年的电影明星胡蝶，最早就是嫁给了这个姓肖的副经理。因为当时肖剑青去参加了婚礼，时常把这作为荣耀夸口。
肖剑青就这样挤掉了别人，进新新公司美术部当了部长。美术部下面还有两个职位。一个月薪高些的20元，一个月薪15元。刘凤雏说他有家室，来上海就是为了赚钱，他说，我去吧。我想我没结婚，也没负担，就让他去吧。那时肖约伯也没工作，所以15元一个月的工作就看是我去还是肖约伯去了。肖约伯说他不想在家吃哥嫂的饭了，可是他没技术，刘凤雏也没技术，他们都不会绘画，本来这工作应该是我去的，可我见了这种情形，就退了一步。肖剑青也说，如果我不去，他可以给我找些广告画干。他们都上班了，我就学习，肖剑青就给我出主意，让我编一本儿童剪贴，都用洋光纸搞的，我搞了一个，结果又被书店退了回来，我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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