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论——纪念周文诞辰100周年
温儒敏 王晓冬
在现代文学史中，周文曾一度被人们遗忘，这不仅因为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比较短，也因为他的革命家身份一定程度上遮盖了他的文学家身份，而当他英年早逝，怀着冤屈过早地离开他终身奉献的事业时，又因为种种的不公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许多的文学史已经不再提到这个左翼作家，有些即使提到，也是一笔带过。之后，周文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对他文学创作上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致，逐渐从他的小说创作中生发开去，开始关注他笔下的地方风情，他对边地现实生活的反映，他对人性丑恶面的揭露，他对鲁迅小说传统的继承等等，甚至还有很多的研究文章将周文有关大众语的讨论，有关民间文艺的推广，将他对报刊、报纸的重视，对四川文化界的巨大贡献都作了详细生动的描写，进一步拓宽了周文研究的领域和视角。④本文试图在这些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一下周文的创作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
一、双重身份的共存
周文，1907年出生在四川荥经县，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②从时间上看，周文不属于“五四”一代，在“五四”新文化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个生长在四川边境的孩童，还正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朗读诗文。从1911年到1921年，长达10年的时间里，周文一直在私塾读书。和许多左翼的知识青年不同，周文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到“五四”新文化，也没有因为西方先进思想的鼓动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一直依靠亲戚的关系，在四川军阀部队里担任文职小官，先是书记员、监印官，后来又是服务员、代理县长。但这段特殊的经历，让周文拥有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也更多地接触到了现实的残酷和丑恶，这些都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周文自己回忆，他中学没有读完就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那时他的思想还很闭塞，“关于新文学是什么”，他“还听都没有听见过”。不过他很早就接触和了解了社会，感受到官场的倾轧与龌龊、“等因奉此”的无聊和卑微，“也许就因为这样，一听见那些从学校里面出来的朋友提起新文学这东西，自己就非常的爱好”。对于文学，周文“就像找着了发泄器一般”，借助它来发泄自己对于工作、对于冢庭的不满。“不过那时并不知道有所谓‘登龙’，还有所谓文学家，我做我的，于是甚么都不相干，居然也作了四万字，自己看看，朋友看看，偶尔得着几声同情，自己也就好像发泄了。”⑧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五四”，没有切身体会“五四”退潮后风云流散的孤独和失望，没有啜饮“世纪末的果汁”，但像许多初接触社会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一样，面对黑暗严酷的现实，周文不能不有“径一周三”悲凉的哀叹。那时，“革命”对周文来说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反省与不满，是对沉迷于鸦片、麻将的本能恐惧，而文学只是发泄这些情感的手段。
1932年，对于周文来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周文正式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是在这一年，他完成了他的成名作《雪地》。1932年，“革命文学”论战后建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经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转换。和许多经历过从“文学家”向“革命家”痛苦转变的“五四”一代不同，周文没有这么多包袱，他没有品尝过大革命失败的痛苦，也错过了1928年太阳社、创作社发起的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从现在的资料看来，周文加入“左联”后，几乎没有经过多少心理上的挣扎和彷徨，就完成了从个人的悲哀到社会的革命这个历史转化，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也丝毫没有影响周文对文学的一贯热爱，他以自己早年经历写成的《雪地》顺利发表，奠定了他在左翼青年作家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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