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范围来看，古乐器复制工作做得最多、最好的是中国，因为华夏民族是注重礼乐之邦，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可以复制、也值得复制的乐器。近年来，中国古乐器复制工作中最大一件事，当属对曾侯乙编钟的复制，从投人的资金、人力和最后效果来看，这项工作是相当成功的。曾钟到目前为止已复制了6套。尽管各套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看，每套外观与原件皆无异，且都能实际演奏，足以说明中国古乐器复制水平已达国际领先水平。
但对一些具有历史感的音乐家来说，仅仅复制古乐器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乐器不是用来摆设的饰品，而是用来演奏音乐的工具，他们更希望凭借对乐器的复制来获得古人曾经发出过的音响。对曾钟的复制，由于原钟保存相对完好，又有原声的参照（包括一钟双音），因而在钟体复原之后，复制者能较为顺利地复原编钟音响。但对一些残破古乐器而言，能够复原其外形已属不易，而要想复原出它们的音响则更为困难。张寅在本书中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作者数度驱车横穿百里大漠实地考察，埋头浩瀚文献查阅线索，精心实验反复计算，与当地工匠精诚合作，终于让失传的三弦琵琶声响重见天日。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琵琶发展历程中三弦琵琶的空白，同时让我们重新听到了唐代以前琵琶的音响，并触及当时琵琶的音律和演奏方式，其研究成果对古谱翻译、乐律学、西域音乐交流史、乐器工艺发展史和乐器声学史等领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当下在科技界流行“创新”一词，在文化研究领域也有蔓延之势，但在看过一些冠以“创新”的论文之后，我总感觉有些研究不过是词汇的翻新而已，其概念、方法、角度、深度于前人并无实质超越。张寅的研究似乎与创新无缘：研究的对象是古已有之的琵琶，采用的方法，包括田野调查、文献梳理、测量计算、逻辑推演、材料复制、模拟演奏等，也都为前人所常用。然而他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却充满新意：古人没有记录音响的设备，他却通过缜密研究，令人信服地把已消失千余年的三弦琵琶音响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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