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红的小爱情》收入了作家庞余亮的中篇代表作七部。小说的主人公有在庸俗的生活中寻找小爱情的女人，有从刚刚假释的“父亲”，有即将出嫁的“女儿”，有探求真相的刑事警察，有决心自闭的孩子，还有年轻人和痞子的战争始末。评论家陈永光说，庞余亮的小说总是偏执于时代的"小"。这"小",是微妙,是极点,是我们的神经末梢,也是好小说的"兴奋剂"。
螃蟹为什么颤抖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肯定有螃蟹，别看螃蟹们总是张牙舞爪横行霸道，可它们的原则一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没有侵略者的时候，它们一边窝在芦柴根的下面数着自己吐出的气泡，一边防备着去芦柴荡中打粽箬的姐姐嫩芦根一样的脚。很多时候，我总是来不及惊呼，姐姐们的脚就踩上了那些螃蟹。这是我经常做的一个梦，梦里姐姐们的脚总是鲜血淋淋。姐姐们脚上一道伤疤就是一个故事。所以，这次我还是准备讲姐姐们的故事，我的三个姐姐的故事。上次我写了一个小说叫《的确凉的夏天》，发表了，被一个好事者告诉了我姐，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姐姐先知道的，反正后来三个姐姐都知道了。我的三个姐夫还对号入座，弄得我无法解释。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生活与小说不是一回事。有时我想，生活和小说又是一回事。写小说跟我们家小时候做芦柴席差不多。我们那儿水多，荒滩多，芦柴多。小调《拔根芦柴花》就是从我们那儿唱出来的，可芦柴花只能做不中看也不中用更不值钱的芦花鞋。要让这芦柴值钱，就必须做既畅销又值钱的芦柴席。芦柴成了摇钱树，以至于结婚的时候，通向新人家的路上都要铺上芦柴的，新娘的脚踩到哪里，“发财”的声音就响到哪里。做芦柴席首先要用铡刀铡去芦花头，再给每一根芦柴开膛破肚，用石磙碾熟了，剥去芦柴衣，再一根一根地编织成芦柴席，芦柴席做好了，就用它去砖窑上换几百块砖。像燕子衔泥一样，先点滴再点滴。这是我们那儿每家每户的经营术。每年秋天，我们都用大镰刀把原先长在水里的芦柴割下，头发蓬松的芦柴花不见了，裹得紧紧的芦柴衣不见了，芦柴们就成了一张张平面的整洁的芦柴席了，其实这就像是写小说。
我的这个小说还有关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一辈子的恩怨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只有一点，我父亲最后的净身是母亲和我完成的。母亲给父亲擦下身的时候擦得特别的仔细，待她擦完了，母亲又给躺在芦柴席上的父亲穿上了衣服，死去的父亲像是母亲怀里的孩子，任性而自私。
母亲费尽了力气，而他丝毫没有任何感谢，跟和生前的脾气一样。平时要到生产队做工，而做芦柴的时间是利用一天时间的边角边料，母亲就特别盼望下雨，只要下雨，每个人都必须窝在家里，这样流水作业线的人员就齐整了。往往到了下雨这一天，母亲就会很大方地在锅里煮上一大锅面疙瘩，然后像妇女队长一样说，多吃些疙瘩，多吃些疙瘩，上午就开工。母亲负责铡芦花，用小抽钩给芦柴开膛破肚 ；父亲负责碾 ；我、素兰和爱兰负责剥柴衣 ；大姐红兰负责编织。大姐手快，常快得我们五个人都跟不上她的速度，刚见她坐在地上替一张柴席“起头”，一会儿就看见她在替这张柴席“塞边”完工了。如果是晴天，打谷场上的石磙子可以用，我们加把劲，在母亲的怒斥声中跟上红兰的速度是应该没问题的。而到了下雨的时候，开膛破肚过的芦柴要变“熟”，就需要用榔头捶，这是父亲最不愿意做的，但为了儿子的将来，父亲只有用榔头捶下去。一小把一小把，可速度还是慢，往往父亲还没捶熟一把芦柴，没有原料供应的红兰就坐在做了一半的柴席上发呆了。这样，母亲设计好的流水线就断了档，往往这时候，母亲的脾气就上来了，话就说得不好听了。父亲听了，当然不舒服，手中的榔头落到地上的声音也不一样了，战争的乌云就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上了。不过，很多时候，母亲是忍让的，只要父亲手中的榔头发出异样的声音，母亲就不发脾气了，反而像哄我们一样哄父亲，母亲一软，父亲也就不好发脾气了。做芦柴席的流水线阻塞了一下，又顺畅地流下去了。等到晚上的时候，最早结束工作的母亲就会到厨房炒上一盆蚕豆，然后夺过父亲的榔头，对父亲说，去弄两盅吧。父亲不让，母亲就会喊父亲的名字 ：周益民。母亲喊到第二遍的时候，父亲就站起来了，慢慢地跑到桌子边“弄”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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