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著名政治家、演说家、军事家和作家，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英国取得了战争最后的胜利，荣膺嘉德勋章等英国最高荣誉。丘吉尔凭借极高的文学成就，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唯一获得该奖的政治家。

　　1915年是一战的第二阶段。法英发动过香槟战役、阿图瓦战役、伊普尔战役、洛斯战役。在新武器――机枪和大威力火炮――面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军事思想――正面进攻，冲锋拼杀，击退敌人防线――失效。西线除生命消耗战外，并无收获，战事陷入僵局。英国发明坦克和使用烟幕，仅取得有限进展。英海军握有制海权，但主帅思想保守，海战不力，未有积极成果。
　　在《世界大战丛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2：世界危机（1915）》中，丘吉尔提出战略决策――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这对国际力量的组合和对整个大战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由于军方多数领导人对此缺乏理解和支持不力，一再延误战机，十多次坐失稳操胜券的良机，最后则以失败告终。协约国陷入危机。

　　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瑞典学院在为丘吉尔颁发诺贝尔奖时致辞

　　对于协约国及整个世界来说，1915年注定是个灾难深重的年头。当时，战火虽已熊熊，但尚未失控；坐失控制战火之良机，这是1915年铸成的大错。自此，战火四处漫延，直至燃尽方息。自此，事态的发展已大大逸出人们有意识选择的范围。政府与个人全都遵顺这场悲剧的节律，在绝望的暴力中蹒跚而颠踬地向前，并以愈益扩大的规模相互屠杀和浪费资源，直到造成的创伤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这种创伤一个世纪也无法消失，可以想象，它对当今文明是灾难性的。然而，在1915年1月，糟糕的局面尚未不可收拾。事态发展本来可以掌握在人类手中，本来能够以正义和成果累累的胜利来结束一切，从而避免使全世界筋疲力尽，避免使各国山河破碎，帝国崩溃，欧洲毁灭。
　　事实却非如此。人类无法轻易逃脱这场将自己卷入其中的灾难。自尊处处受羞辱，无处得到满足。惊人的成就达不到光辉的和谐，战士的牺牲得不到应有的奖赏。胜利的代价如此高昂，其结果几乎与失败无异。胜利者甚至得不到安全。从来没有“紧跟伟大的和平二字之后的平静。”争斗的大震动之后，紧接的必然是战后一段时间虚弱无力的混乱。高尚的希望、深切的战友情谊和光荣的勇气在各国只能导致失望、希望幻灭和一蹶不振。各国人民遭受的痛苦与贫困可能制止战争，战败国的崩溃可能平息战火，但是他们的怨恨仍未缓和，他们的争执依旧得不到解决。有史以来在战场上取得的最全面的胜利却未能解决欧洲的问题，未能消除导致新战争的危险。
　　随着旧岁逝去，主要参战国之间在西线形成了陆、海战场的僵持局面。德国船队龟缩在防备森严的海港内，英国海军部欲诱其出港，却束手无策。战壕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续到海边，运动战已毫无可能。海军将领们完全信仰封锁策略；而陆军将领们则寄希望于消耗战，甚至更迫切，试图突破敌人的防线。在世界战争史上，修建这么一条延绵不断的战壕，可谓绝无仅有。350多英里长的防御工事由数百万大军严密防守，有数千门大炮予以支持，从瑞士前线延伸至北海。在10月与11月，当这些防线尚薄弱之际，德国的军队试图突破。他们损失惨重。法国与英国的总指挥部还得到命令，必须用铁刺网与战壕内架设的机枪严守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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